圖/佛光文化提供
文/李瑞騰
我曾提出「佛光山文學」一詞。
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熱愛文學,早就寫成《無聲息的歌唱》(一九五三), 二十篇「物語」構成一部深具創意的主題式散文集,兼有知識性與諷喻性; 其後寫成《玉琳國師》(一九五四)、《釋迦牟尼佛傳》(一九五五),後者是傳記,前者是歷史小說,旨在尋根探源,揭櫫佛理,反思歷史,尋找典範。
此外,《海天遊踪》(一九六四)是日記體報導文學,也是一種旅行寫作;《覺世論叢》(一九六五)以文類來說,是雜文體散文,事中有理,理中含情。早期單篇文章結集而成的《雲水樓拾語》(全集本,二冊,二○二二),收小說、童話、散文、議論、雜文、追思文、啟事等多種文類,更有《詩歌人間》(二○一三),收入詩、歌、祈願文、佛光菜根譚。詩皆語近情遙;歌詞則流動自然、聲情雙美;祈願文五十篇,廣被眾生,至情大愛;佛光菜根譚則踵武前賢,胸懷寬厚,為語錄體處世寶典。
在熱愛文學的星雲大師帶領下,佛光山與文學有關的媒體、出版、活動以及其弟子們所作的文學,豐富多元,可視為一個文學流派,就像文學史上的江西詩社宗派、桐城派,有形成的背景、主張、作家群、整體文學表現及其發展變化;或者像弘一大師在一九二○年代曾停留過的浙江上虞白馬湖畔,形成白馬湖作家群一樣,可以考察其內因外緣,探索其整體及個別作家的文學風格等。
因之,佛光山文學首先是指星雲大師和他的徒眾們所創作的文學,其要義就是佛教,強調其人間性,洞徹人性,懷慈悲之心,有至誠和智慧詮解複雜的人事糾葛。其次,「以文化弘揚佛法」既為星雲大師手訂開山四大宗旨之首,作為文化主要形態的文字與文學,在其中肯定被視為重要的功能性角色,則不只是創作,佛光山總本山及其遍及全球的別分院,成為一個寬闊且自由的文學活動場域,勢所必然。
星雲大師所開啟的佛光山文學,從文類的角度來看,佛教散文是大宗,畢竟在傳揚佛法的旨意上,文體被期待曉暢易解,散文可以提供這樣的需求;特別是說出來的,可以是好的文章,古往今來也不乏這樣的作品,佛光山的口述之作,有不少讀來興味盎然。詩歌也會有,但不會是艱澀的現代詩,禪詩、偈語、歌詞等,皆可歸入其中。唯獨小說,在有那麼多能以故事講經說法的法師群集的佛光山,成績並不豐碩。
在台灣現當代佛教文學發展史上,佛教與小說的融通交會,最早具體呈現在朱橋主編的《佛教小說集》(台北:佛教文化服務處,一九六○),收錄僧信二眾三十二位作家與佛教有關的小說,著名作家琦君、孟瑤、林海音、繁露、墨人、郭嗣汾等都入選,出家眾則有釋常覺、釋自立、摩迦、曼濤等。其中,摩迦即星雲大師,一九五○年代台灣佛教文藝界的新銳,入選小說〈不同的愛〉,從小愛到大愛,用敘事做了合乎情理的精要詮釋。朱橋(朱家駿)是小說家兼編輯家,尊星雲大師「家師星公上人」(《海天遊踪》序),出版者「佛教文化服務處」,則是大師為弘揚佛法、傳播正信所創辦的出版及發行機構。
緣此可知,星雲大師非常重視小說。大約十年前,他給滿觀法師一年假期,就寫小說,最後出版了《我從世間來》(新北:香海文化,二○一六年二月);滿觀法師新近完成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人間借路行》(高雄:佛光文化,二○二五年五月),但他因佛光文化的社務編務雙忙,新作斷斷續續寫了四年。這大概可以看出佛光山的法師,在小說領域戮力耕耘之不易。
我曾撰文推薦《我從世間來》,茲不贅述。《人間借路行》書名取自唐代詩僧靈澈的〈歸湖南作〉:「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行路。」很多人從劉長卿寫的〈送靈澈上人〉:「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遙想過禪師靈澈那種蒼茫中獨行的形影,而他的歸湖南之作,則有修行者的禪悟。關於此作, 我有這樣的體會:
不管到山邊,或到水邊,為的應該就是「待月明」。不是苦苦等待,而是修行悟道:明己心,見佛性。而修行,就必須到人間,因此要借路而行;行即實踐,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親證眾生本有的常住真心,這是證悟。然而,行行重行行,終究還是要抉擇:向山邊去?還是向水邊去?山靜而水動,江湖既多風波,遲早無路可行,還向山邊去吧,暫向寒山子借詩來說,即「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滿觀法師取「人間借路行」為書命名,寄寓「暫居塵世,佛心永駐」之旨。小說結筆之處,主角之一的陸世峰受贈《弘一大師傳》,展讀過程頗有所悟,至〈空門〉一頁,掉下的書籤上是弘一大師的墨跡:「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見我非僧」。這最後的發展頗為轉折,小說前半敘寫女主角江若雪,我們以為她信仰虔誠,最終會出家,但她看來已選擇了成家,肯定會是發心護持佛教的優婆夷;而追求她不著的陸世峰,漸漸走近石門光明寺,看來藝術之心與佛心將在這裡交會融通。
小說跨越兩岸,主場地在台北和上海,二位醫生(韓子揚、高華)老家都在南方(台中、杭州)。整個故事在動物醫院(台北仁愛路之諾奇動物醫院、上海長寧區之米格魯動物醫院)、佛教寺院(台北松山之西淨寺、新北石門之光明寺、上海新華路之觀音文教館)發生;主要人物背後的家庭(韓家、江家、陸家、高家)和他們的父母、各自的職場等,鋪陳這麼一個在家與出家、愛與恨、人與動物等縱橫交錯的人間故事,更涉及兩岸、兩代、兩性的互動關係,作者的佛學素養、文學知識和生命關懷,融裁會通在《人間借路行》這個佛教小說的文本之中。
《我從世間來》、《人間借路行》都是莊嚴又好看的小說,讓佛光山文學更圓滿,讓佛教小說更具人間性,更有啟發性。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