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訟二十一年的蘇建和等三人殺人案，終於依速審法相關規定，限制檢察官上訴的方式勉強結案。義務協助該案被害人的石宜琳律師說，這件案件沒有贏家，不但被害人、被告都是輸家，司法更是最大的輸家。總統馬英九日前出席律師節慶祝活動時，指出該案也給司法三個教訓：應杜絕刑求及不當取供、提升刑事鑑識水準、擴大犯罪補償並增加金額。

馬總統提出的三個教訓中，第三個是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可以稍微紓解被害人生活的壓力，尤其是被害人若是家庭經濟支柱或加害人身分不明時，這項制度至少可以暫時減輕突逢災難的被害人的經濟困窘。

但對多數的刑事被害人而言，要求加害人賠償、填補被害人的損失固然是必要的動作，最重要的還是讓加害人受到應有的懲罰，但不論是金錢上的賠償或坐牢的懲罰，都需要有明確的證據支撐。馬總統所稱的杜絕不當取供與提升刑事鑑識水準，涉及真相的發掘和證據的鞏固，是追緝刑事案件被告最重要的基礎工作。遺憾的是，我國刑事偵查單位在這方面的進步，跟不上社會發展的需求；檢察官提出的證據禁不起被告律師的挑戰，在「罪疑惟輕」的原則下，法官怎判得下手！如此一來，真相模糊了，正義也不見了。

蘇建和案從案發到結案歷時二十一年，案發當時正值結束長期戒嚴，人權開始萌芽之際，有些司法警察的戒嚴心態還未去除，蘇建和案所暴露的諸多疑點，就成為人權團體的著力點。雖然吳銘漢夫婦被害案和蘇建和等人長期被羈押、纏訟，都是悲劇；但我國的司法體系在人權團體的衝撞及社會的支持下，確實也有了明顯的改善。司法改革運動的訴求諸多，部分即是來自蘇建和案所暴露的問題。蘇建和案提供給社會一個反省的機會，作為司法改革的動力，是具有正面的意義的。

蘇建和案也是司法體系和人權團體衝撞最激烈的案件，不只是檢、警和人權團體多次公開論戰，連最高院多位法官在判決一再被挑戰後也不顧「法官不語」的矜持，聯合召開記者會回應人權團體的質疑，創下我國司法界的紀錄。

司法判決多少存有「果報」的精神，我國亦然，但當一個事件發生後誰該受「報應」，該受何等的「報應」，必須要有明確的行為人及處罰的標準，而不是找個倒楣鬼「亂報」，否則只是加添社會的不公義而已，近年掀起巨浪的江國慶遭誤判死刑並被執行案，就是一個極度悲慘的案例。

馬總統在蘇建和案所體會到的三個教訓，不應只是在律師節的談話題材，尤其是「杜絕刑求及不當取供」是理所當然也是最容易做到的事。可是長久以來卻仍存在刑事偵查機關中。切望馬總統拿出當年暫緩蘇建和等三人死刑執行的勇氣，徹底引導我國司法體系脫離人民嘲諷的泥沼，成為實質上維護社會正義的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