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西藏孩子談起

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學生林汝羽，要和同學黃郁芳、黃文璽、李佳穎，一起為印度拉達克的西藏兒童辦攝影研習營，取名為「拉達克西藏兒童村學校攝影培力課程」，願望進行到一半，資源也募集到一半。

林汝羽想這麼做的原因，要從西藏的孩子說起。

對人們來說，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又如何讓別人知道？林汝羽陪藏人好友返鄉，她習慣帶上兩台相機作簡單的風景紀錄，好友十一歲的妹妹對著她的相機，眼裡露出「睛光」閃閃的模樣──因為在資源稀缺的地方，有沖水馬桶跟桌上型電腦的家庭十分稀少，一台兩、三千塊的消費型相機，對年輕孩子來說，是難以企及的奢侈品。於是，她就提出給妹妹拍一天照的想法。

妹妹開心地拍了一天，林汝羽觀察，妹妹不僅用心拍攝自己的家人和喜愛事物，也拍她自己，並且開始透過鏡頭觀察周遭的人與環境。之後妹妹就著照片跟周遭的每個人分享照片中的發生的事情，包括她對人物的觀感，以及她為什麼想拍這些照片，呱呱呱自顧自地解說每一個人、物的故事。簡易的記錄工具，竟激起小朋友拍照說故事的動機。

而當她深入了解流亡藏人的生活後，也知道離開家鄉的孩子，每當長期分離、孤獨的感受油然而生時，就會將手機拍攝到的小照片，上傳到臉書，與家人分享各自的生活，照片雖然小小的，甚至模糊不清，卻是維繫家鄉情感的唯一媒介。

剎那間，她想到，攝影的原始目的，不就是紀錄最有意義的片刻嗎？未來這些孩子都可能離開拉達克（拉達克不只有流亡藏人）；為了更好的生活，一開始他們翻過喜馬拉雅山，到山的另一頭去，現在仍然為了生活，以及幫助中國大陸境內的家族離開共產統治，所以他們還要離開拉達克，到世界各地去賺錢。這時家鄉的模樣，就藏在小小的影像中，影像讓他們保有對家的歸屬感。

更可以說，影像，讓顛沛流離的他們，根永不斷。

林汝羽與另外三個夥伴，為拉達克的西藏兒童設計一系列的課程，例如拍攝技巧、拍攝時機，還有一些別開生面的主題。

「教導什麼時候可以拍照，能學會尊重。攝影課會和生活教育作連結。」主題有「家」，能讓外人了解他們從社區、鄉鎮到對國家的看法；有「愛」，可以知道他們對愛的理解，對教育制度及生活有沒有特別的感受？最後是自由發揮，看看自己想對這個世界說什麼話。林汝羽等人一步步為孩子建立發聲的平台。

用文字連結兩地藏人

西藏流亡政府由於牽涉敏感的政治議題，在媒體曝光程度上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以「西藏流亡教育中難民化的國族身分建構」為論文主題的林汝羽發現，即使西藏人民翻山越嶺抵達山的另一頭，以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生活的地方一定是各方面都完善的大城市，每個人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為失去的國家及民族效力，誰知結果並不如人願，環境又熱又髒，跟高原氣候天差地遠，加上藏人在困厄的環境中，必須忍耐寄人籬下的痛苦，還得學會生存，有些人因此寧可偷渡到西方國家打工，讓同是難民的家人，或者留在西藏境內的親友，過更好的生活。

拉達克是一座位於三千多米高山上、大沙漠的城鎮，拉達克緊鄰中印國境的邊線，冬季時有大雪阻斷公路，一年有六個月無法通行。

拉達克又素有「小西藏」、「香格里拉」之稱，近年開發成觀光勝地，有隨處可見的佛寺、喇嘛，能欣賞千變萬化的喜馬拉雅山景，但這附近也是印度境內第二大的流亡藏人屯墾區，從一九五○年至今，已有三個世代的流亡藏人居住在距離拉達克不遠的城鎮，不僅基本生活、供電不穩定，用水也須倚靠幫浦及每周一次的送水車。

在開始撰寫流亡西藏教育的碩士論文以前，林汝羽以背包客身分到中國各地去旅行，光是西藏就去過三次，並且與四十五歲的藏人扎西成為忘年之交。中共文革後期，當時十三歲的扎西將自己裹在軍用大衣裡，瞞著全家人偷偷從鄉下跑到都市討生活，沒有任何親戚朋友可以照顧他，扎西沒有戶口，上不了學，只能打零工，生病更看不了醫生。年紀小又沒有專長的扎西，變成小乞丐，靠著年輕力壯當起流氓圍事，三十多歲遇到願意傳授他打造藏刀的師傅，成了工匠，後來又當商人、從事手工藝販售工作。

「扎西用了三十年在拉薩立足，為了爭取更好的生存條件與自由、及害怕孩子從幼稚園開始就接受所謂的『愛國思想』（認為應接觸的是藏傳佛教的思想），他將積蓄用在安排老家年輕孩子遠赴印度求學或前往歐美打黑工。」林汝羽離開拉薩前夕，在民族商場店舖前跟札西喝最後一杯茶，約定有一天將代替他探訪經他之手離鄉的孩子，問候他們是否無恙，二○○七年她把對扎西的承諾寫成未來研究的方向，通過甄試進入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組。

在得知孩子離開中國後，多半沒有機會回家，那麼在拉達克或歐美生活是否更好？促發她接下來作出流亡訪談、社群教育、改革等安排，她要用自己的經歷和文字，連結流亡藏人與中國境內的西藏人，深入認識對方，提出有用的批判與建議。

那些到達彼岸的孩子

在佛教思維上，從此岸到彼岸，是離苦得樂的舉止，但到了拉達克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原來，在當地的流亡學校裡，孩子受到軍事化管理，沒有自由，甚至被要求服從每一個指令，雖然他們並沒有抗議或失去笑容，可是林汝羽擔心，全校有七成以上的學生來自游牧家庭，在缺乏家庭與雙親支持的情況下，別無選擇地接受這種生活模式，讓人質疑這是否會壓抑孩子的創造性，變得只往學校鼓勵的方向單面發展？

她在學校也曾遇到一位多次前往拉達克藏人學校授課的印度老師，老師比較印度學校與藏人學校的學生，認為孩子總是唯唯諾諾，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過於害羞以致於無法反應學習跟生活上的問題。

「我不是要挑戰藏傳佛教的權威，在藏人的眼裡，達賴喇嘛就是菩薩化身，是他們的最高領袖，他的教誨也是藏人信奉的真理，流亡政府對子民的照顧，也的確無微不至。但我從一個讀中國研究的學生角度看，一般流亡的西藏人對中國的認知過於淺薄，某些偏遠地方的資訊更封閉，長此以往，對西藏整體的發展來說並不樂觀。」

林汝羽說，在流亡學校表現優良的會受到栽培，成為領袖或教師，可是有更多的失敗者，從學習的路上被轉到職業訓練所去，訓練出來面對低競爭力和失業的結果，就成為社會問題。學校裡的老師常說：「孩子是西藏未來的種子。」那麼這些別無選擇、已經被播在懸崖上的種子，更應該獲得多元開闊的養分成長吧！

在拉達克的藏人，如同台灣偏鄉遇到的處境，好像被遺棄了，青壯年外移，只剩獨居老人，當他們積極想把孩子送出去，孩子卻不想回來，因為在拉達克，藏人是政治難民，不能擁有土地與動產，也不能經營旅遊業，偏偏除了旅遊，其他產業都不發達，所以有機會到過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會選擇繼續留在城市謀生。

祈願當個說故事的人

流亡藏人局勢複雜，林汝羽不認為自己能是一個影響他們、改善生活的人，但藉由說故事，採訪凋零中的無名英雄，至少可以提供年輕藏人不一樣的思維，在教育上找到突破點、觀念上學習歷史的傳承，對印度與中國兩地的藏人，在未來爭取群體統合時，有更清晰的籌碼做基礎。他們得知道要爭取什麼，才真正對人民有益。許多衝突來自了解不夠，流亡彼岸和留在此岸的人，應有更深的、心的聯繫。所以她自詡為說故事的人。

林汝羽笑說，爸媽總問她，為什麼那麼喜歡到看起來像台灣五十年前發展處境的地方去？還住在田野中？她覺得自己看到：那裡的人渴望著內心的聲音有人聽見。「因此即使我在印度舊德里待了一年，生活在四十度的高溫環境，衛生條件差，街道髒亂，每逢雨季必淹水至膝，水中飄浮著動物屍體與垃圾，吃飯時有人上吐下瀉、暈倒，喝水時有重金屬的味道，甚至在中國四川，住在有巨大裂縫的木板房，上廁所必須在豬圈和豬一起用，我還是樂此不疲。」

堅定她目標的動力還有兩個，一是從小就屬語文類資優生，在賽珍珠基金會為外籍配偶擔任翻譯義工、協助國際家庭家訪，在台灣大學念書時主修經濟和婦女性別研究、社會學與戲劇，她想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二是曾在藏東公路上結識一名打工回程的藏族青年，負責在有碎石的山路上架鋼筋、築路，休息時他會睡在陡峭的山壁旁，可能一翻身就摔下去，但卻沒有任何保險。四個月的工作，可以賺到四十塊人民幣，約一百六十元新台幣，「我問他四十塊會不會太少了？他說沒有關係，本來就是要出去見世面的。」就是這個青年的滿足、對知識和外界刺激的渴望，引起她的好奇，決定探索少數族群想自我發展的原因。

林汝羽還說，曾得知國立大學學生之所以學費低、擁有許多資源，是因為每學期獲得納稅人兩百萬元的經費支持，「如果我們只是因為智育表現比人家好，所以一路念明星學校、從小在這種優勢環境中成長，然後只考慮自己的生涯規畫、為自己著想，不覺得很奇怪嗎？」所以她想為社會多做點貢獻。

現在，她的第一步，就是尋求贊助，蒐集二手數位相機，給拉達克的孩子上一堂課。計畫的對象為西藏兒童村拉達克分校。（全印有三十九個藏人屯墾區，拉達克是僅次於南印Bylakuppe的第二大藏人聚居地）。需求三十台相機，目前口頭承諾贊助的有十三台，八月底要前往教學，課程安排約十周，邀請台灣民眾以贊助者的身分加入行列，由團隊將愛心帶到拉達克，再將小朋友眼中的世界、他們拍下的照片送到贊助者手上。

團員黃郁芳說，除了教導他們攝影外，還希望自己能帶點異文化的刺激給小朋友，透過影像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或許她們能整理出一套適合孩子的影像教學模式，成為他們向世界發聲的工具。願意贊助的人，可將相機寄至「新竹市光復路二段一○一號，社會所，黃文璽小姐」，想了解更多經費、計畫內容，也可去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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