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報紙上讀到一則關於香港作家倪匡的趣事，忍俊不禁。

當年，倪匡的小說《地心洪爐》在《明報》連載。作品裡有一個情節：主人公衛斯理從飛機上掉到南極，正饑寒交迫，見一隻白熊跑來，便把牠殺了，剝皮取暖，吃肉充饑。有位讀者看到後，立即反駁說：「南極沒有白熊！南極只有企鵝！」從來不理讀者來信的倪匡照樣漠視投訴。結果這位讀者每天寄他一封信，愈寫愈長，分析他態度不嚴謹、對讀者不負責任、誤導?酘?酘要他解釋，否則再寫下去是厚顏無恥。

倪匡火了，便在專欄上回覆。原是二百五十字的篇幅，他放大字體，只回答兩句?酖?酖××先生：一、南極沒有白熊；二、世上也沒有衛斯理。金庸也「包庇」他：「原來南極是有白熊的，現在沒有，因為給衛斯理殺掉了。」結果讀者氣得「吐血」，最後一次來信，信中寫著兩個大字：「無賴！」倪匡大笑。之後，要出版單行本時，出版社請他改回北極，他不肯，就喜歡南極。

在這裡，倪匡的狂妄其實是一種任性，這種任性倒有可愛的成分。

自古以來，文人之中不乏真正的狂妄者。六朝的時候，謝靈運稱：「天下之才共一擔，曹子建獨得八斗，吾得一斗，自古而今，天下共分一斗。」唐時李白醉言：「天子呼來不上傳，自稱臣是酒中仙！」複令高力士脫鞋，楊國忠磨墨，可謂狂極；素有唐宋八大家之稱的韓愈也自稱「楚狂小子韓退之」，陸游更是自言道「無方可療狂」，可見一個比一個狂，最後竟說自己狂的無藥可醫了。 

到了近現代，文人的狂放仍不減當年。李敖曾再三強調自己「其文五百年內不朽，其人一千年內不朽....」當年英國文學家王爾德在入境美國通過海關時極為神氣地訓斥對方道：「除了我的天才外，還有什麼好申報的？.....」

狂好不好？好，狂並非大逆不道，相反倒還是一種可貴的美德。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老先生認為，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長處，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為聖人。

但是，如今也有些文人的狂放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動輒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給人以佯狂、虛狂之感。真性的狂放與一般淺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其狂的背後是否有德性和知性支撐著。是狂人總傲慢，但真正的狂者，他們的人格與文格，才華和博知，不僅超出於儕輩，也必高拔於時代世俗之上，所以，他們的狂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知識份子的人格尊嚴。他們特立獨行，仰天大笑出門去，不為五斗米折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讀聖賢書的人總要有些個性和主見的。但是，正如西哲有言：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關鍵乃是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假如一個草包，卻還要以懷瑾握瑜的高人自居；假如剛識得幾個字，卻要學《鏡花緣》裡的店小二，把自己裝扮成滿腹經綸的樣子；剛出了一點名，便狂態十足地呵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那可就是狂過了，對付這種不該狂的狂人，我們只有嗤之以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