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蛹之生》開始熱賣時，我結束實習老師的工作去軍中服預官役，整天都是出操打靶衝鋒陷陣，寫出來的序更是殺氣騰騰的，像是戰事爆發書生著書立說以報效國家，全是英雄的口吻。

我也開始接到許多大專院校的演講邀請，站在人山人海的大學生前面談著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經常講得熱淚盈眶。當時的我一點都不幽默更不輕鬆，我的眼神充滿了憤怒和傲氣，渾身上下全都是從戰地帶來的煙硝味。

我在軍中繼續寫作，我換了一種風格，刻意將小說寫得很嚴肅，出版了第二本的小說集《試管蜘蛛》，服完兵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生煙井》，和《蛹之生》一樣的暢銷。許多年之後有文學評論家在《冊頁流轉——台灣文學書入門一○八》中這樣描寫著：「戰後台灣文壇像他這樣：年紀輕出道早，同時被市場充分接受的，確實少見。」

我後來陸續寫的小說集和散文集都交給同樣那家規模很小的印刷公司出版，不是因為這家公司懂得市場，而是我懶得換出版社，我把心力都放在全力衝刺我的新工作上。我只是拚命的工作，並不在意自己的書是如何設計包裝和銷售。《蛹之生》在十三年之間陸續印了五十三版，還不包括盜印在內。我到底為《蛹之生》寫了多少序，連自己都忘了。其中有一篇是去陽明醫學院當助教時寫的〈樹的流行〉，是我對自己的書「太過暢銷」的「反省」，有個讀者寫信給我說：「流行有什麼不對：滿山遍野的樹也很流行啊，因為，你已經將你的名交給了社會和國家…」

這十三年之間我的人生起了極大的變化，就像我不斷被老闆催促著寫新的《蛹之生》序一樣，我也被命運之神不斷催促著往前衝，不停變換著人生的方向，結婚生子、去美國深造、改行寫電影劇本、去電影公司上班忙著興風作浪…直到終於喘口氣，休息一下。

《蛹之生》跟著我的其他小說和散文集，換了一家很大的出版社重新發行上市，當然，這回又要寫一篇「全新的序」，我又把「昨日的我」批判了一頓：「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我提到一個從小被爸爸送去美國的小留學生長大後成了企業家，他一定要和我見個面了個心願，因為當年他去美國時，行李箱裡就只有這本書。後來他娶了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導演，兩個人常常討論台灣和中國大陸在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的不同。他認為當初台灣政府用戒嚴和反共教育，欺騙了我們這一整代的人，他迫切的想讓我認識一個「很不一樣」的新中國，他很神祕的交給我幾卷中國大陸導演的電影作品。我安慰他說，這些年來我因為接觸和閱讀，早已經和過去的我差很多了，我還和中國大陸第五代碰過面聊過天呢。「那你的書應該去大陸發行的。」那個朋友非常熱切的說，我淡淡的回答說：「一切隨緣吧。我的人生從沒規畫過。」

《蛹之生》出版三十周年時發行了紀念版，我又寫了一篇細說從頭的序〈封面的故事〉，將我這本書重新改版發行過三次，換過四次封面的故事又說一遍，然後將封面換回三十年前第一個由畫家陳庭詩先生為我畫的封面。

這樣，又過了六年，很多學校還是將這本書列為學生必讀的課外書。然後，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本在台灣不知道繞了多少圈、進到了多少角落的書，真的就要在中國大陸發行簡體字版了。「應該為中國大陸的讀者寫個序吧，一、二千字就好。」從北京傳來的訊息這樣寫著。是啊，一二千字對過去的我是不多的，為了這本奇書，我寫過許許多多字的序，但是此時此刻，我忽然啞了，千言萬語，不知要從何說起。

是的 ，我真的啞了，我得暫時閉上我的嘴，不再囉嗦也不在申辯 。因為我說得太多了。

（本專欄每周一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