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遠方朋友的信……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作家繼川端康成之後，在一九九四年，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瑞典文學院當時認為他的作品「通過詩意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和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像世界，描繪出現代的眾生相，給人們帶來衝擊」，而「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開闢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文學的新道路」因此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多部作品被譯為英文、法文和瑞典文。

在頒獎典禮上，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曖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講，闡述自己的寫作歷程，以及對於日本文學發展的看法，他說，在老師渡邊一夫的影響下，他學習了所謂「荒誕現實主義或大眾文化的形象系統」，而這樣的「形象系統」使他更可以根植於日本文化之餘，又在韓國、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文化中開拓了可以表現普遍性的道路。同時，大江健三郎並提到自己對於中國文學的看法。

一九六三年，先天性頭蓋骨異常的長子光出生，以及訪問廣島原子彈爆地事件，改變了大江健三郎的文學和人生，使他開始思考關於「死亡」的意義。此後，大江文學便朝向「鼓勵人給予勇氣」的目標而努力。大江雖著眼於家庭、村莊、森林等「小世界」的描寫，但他的目光始終緊盯著核能危機與地球環保等人類當前面臨的「大課題」。


一生都在思考魯迅

大江一生的工作，就是文學，就是寫小說。在此過程中，「何謂小說？」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主題。

大江健三郎曾表示「魯迅，是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的作家。他雖是中國作家，屬於中國文學，但也完全屬於世界文學」，其地位相當於日本文學中的安部公房。

今年元月十六日，前往北京領取「二十一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二○○八）微山湖獎」，主要是他想去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來都懷疑有沒有資格直接看到的東西。

之後他說：從魯迅博物館回來的路上，我再次認識到了這一點。至少我現在能夠理解，為什麼母親對年輕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價的「絕望」、「恐懼」等詞彙表現出失望，卻沒有簡單地給我指出希望的線索，反倒讓我去讀《野草》裡的《希望》。隔了五十年的光陰，我終於明白了母親的苦心。

第一次聽到魯迅這個大作家的名字，是在他九、十歲的時候，那是收集了從《吶喊》到《野草》等魯迅於北京時期創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譯過來的小書（岩波文庫）。母親很愛看這本書，並把它送給了大江。而他最初閱讀的是其中的一個叫做《孔乙己》短篇小說。看了之後他覺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為那個伙計，想像他那樣仔細地觀察大人。

上中學的時候，大江就一直很喜歡那本母親送的魯迅的短篇集。升入高中，母親常對他說：「去看魯迅老師的小說《故鄉》！」並且叮嚀：「高中畢業後看樣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學，等大學畢業了，你就馬上給我回村里來，跟你現在那些好朋友一起來做事，來建一個新村子。這一點你可千萬不能忘記。」大江用鉛筆在筆記本上抄下了《故鄉》結尾那段廣為人知的話—「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打算按母親說的去做。　

小說來自重要朋友的信

上了大學，進入法國文學系，當時寫的第一篇小說，當中男學生和女學生展開的對話，包含了對所處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觀察與批判。二十三歲時，他在東京大學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叫做《奇妙的工作》。當這部短篇小說登在大學報紙上，拿到了第一筆稿費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並決心要靠寫小說維生。

幾年後，回到了四國的森林裡，把登有這篇小說的報紙拿給母親看，以為母親一定會為此感到高興的。然而，母親卻失望的說：「你說要去東京上大學的時候，我叫你好好讀讀魯迅老師《故鄉》裡的最後那段話。你還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了。我隱約覺得你要走文學的道路，再也不會回到這個森林裡來了。但我還是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能寫出像《故鄉》的結尾那樣美麗的文章來。你這算是怎麼回事？怎麼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

他沒有勇氣接受母親的批評，這麼辯駁著：「母親，魯迅不只在《故鄉》裡用了希望這個詞，還有《白光》裡頭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裡頭的一段話，才寫出這篇小說的。」說完，他看到了母親的眼睛裡流露出可怕的輕蔑的神情。

母親說道：「我沒上過東京的大學，也沒什麼學問，只是一個住在森林裡的老太婆。但是，魯迅老師的小說，我都會全部反覆地去讀。你也不給我寫信，現在我也沒有朋友。所以，魯迅老師的小說，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從遠方寫來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覆地讀。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裡頭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嗎？」

「母親說，她把小說當作是來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來讀。」大江後來提及，在學習法國文學和法國哲學的過程中，發現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也說過和母親一樣的話。巴什拉在《天空與夢想》中用一種獨特的方式解釋了「想象力」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簡單地說，想象力所創造出來的意象，從文學上說，那就是小說的語言所創造的意象。

絕望之為虛妄 正與希望相同

那天晚上，大江坐了公車又坐火車回到東京。他拿起母親給的書，裡面有《野草》全篇，就在夜行的火車上讀了起來。他感到羞愧難當，覺得要重新開始，要寫母親說的那樣的小說，像母親那樣的讀者會把它當作是一個重要的朋友寫來的信。讀到的《野草》中的小說真的是精彩極了，而他的自信卻已經碎成了齏粉……

大江認為，閱讀小說所帶來的意象，在我們的心中開始生動起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意象真正地，也就是小說帶來的想像力真正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這些意象活在活著的語言的生命裡。人們通過刷新靈魂和精神，那個隱藏在其中的暗號，在鮮活的抒情性中，來體驗這些意象。

那些—這些文學的意象—給感情以希望，給這些想要成為人的我們的決心以特別的頑強，給我們的肉體的生命帶來緊張。包含了這種意象的書籍，突然成了我們親密的信件。

而魯迅先生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對大江來說，是生命的救贖，當時他也因此寫下了「救贖」世人的文學作品。身患重病，又面臨異常絕望的時代現狀，魯迅還是說，絕不絕望，而且也絕不用簡單的廉價的絕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為那才是虛妄。大江健三郎說：「作為意志行為，不，就好比我是站在希望這一邊的—即便這也是虛妄。」

以後只為孩子創作

「人一旦年紀大了，就會關注年輕和年幼的人。」大江健三郎說，現在已經七十三歲了，從開始寫小說到現在已經五十二年。正在創作的作品是他人生當中最後一部寫給成人看的作品，「等我寫完這部大人的作品，就要給孩子們寫作品，比如要給三歲的孩子寫信。」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是一部帶有大江健三郎自傳性質的隨筆集，以散文的形式闡述對現代教育的看法。作者以深入淺出的寫作手法、平易近人的語言風格，將自己從日本戰敗後的生活與成長，以優美的文字娓娓道來。大江夫人親手為這本書繪製了插圖。收錄的十六篇散文，包括作者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比如「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人為什麼活？」「想要變成怎樣的人」。除此之外，作者還談到了自己少年時期的一些學習方法和生活趣事，比如「我的讀書方法」、「書上的讀書之家」、「小孩子的戰鬥方式」、「新加坡的橡皮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