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投身教育卅五年，翻譯、評論、創作都成績斐然，曾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專刊總編輯，長年英譯台灣作品，讓吳濁流、鄭清文、李喬、蕭麗紅、黃春明等名字進入國際文壇。《巨流河》，是一九四九遷台一甲子最重要最溫暖的時代紀實，作者以縝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寫作歷時四年，內容跨越百年時空，齊邦媛說，要獻給──所有為國家獻身的人。

文學界尊稱齊邦媛教授為「先生」。在那個年代，顛沛流離的生活、國恨家愁的情懷，許多女子在柔弱之外，更多了一份不讓鬚眉的「大丈夫」正義之氣，於是，有了齊邦媛先生、潘人木先生、林海音先生，他們都是造就了台灣文學燦爛花園的重要園丁與推手。

祖籍遼寧的齊邦媛，對台灣有份深厚的情感，她說：「我從六歲起就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待過十年以上。在台灣一住四十年，我的父母埋在這裡，親人住在這裡，我的根也紮在這片土地上。」她一生閱讀，半生從事教學、翻譯、評論、創作，皆成績斐然。

《巨流河》，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也是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是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紀，更是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是現年八十五歲的齊邦媛教授以生命完成的長征，對國族、家族、台灣文學皆有所關照，具文學與歷史價值的二十五萬字巨著。

一線香火

一九二四年，帶著滿洲與蒙古血統的齊邦媛出生於東北遼寧，父親齊世英先生倡言的自由主義，對她一生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歷血淚流離的對日抗戰，烽火中的青春歲月，求學、愛情與親情，她以紀實的筆觸一一道來。而「巨流河」，即東北遼河古稱，亦是關鍵戰役發生地，《巨流河》更是近代中國歷史長河的縮影。

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一九四七年齊邦媛來到台灣，正值政治局勢風雨飄搖，先於台大外文系任助教，一九四八年結婚並遷居台中，其間在台中一中、中興大學等校任教，並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後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在台大外文系以《美麗新世界》《1984》為學子啟蒙民主自由。齊邦媛潛心西洋文學研究，多年的教學生涯，她對文學的熱情，感染、鼓舞了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學子。台大文學院時期，陳芳明、陳幸蕙、柯慶明、平路等，都是她當年的學生。

齊邦媛說：寫作是熱忱，熱忱是一個整體氛圍的問題。一九六○年台大同學白先勇與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他和殷張蘭熙編筆會英文季刊譯介台灣文學作品，都有很大的熱忱，這個熱忱在現在的台灣比較少了。白先勇說，那是黃金歲月，「那時候，文學對我們來說是大寫的，是一種尊敬跟虔誠。」

白先勇稱說齊邦媛所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在中國大陸因文革導致空白斷層的時候，讓台灣文學在當時浮起來，有如一線香火。

齊邦媛說，那時選的是台灣的文學作品，但現在的台灣文學研究圈子說書名寫的是中國，而對岸那邊又說，裡面講的是台灣文學；兩邊都不認，也許就在海上漂流吧。

然而，正如白先勇所說，「若干年以後，台灣、中國都無關宏旨了，只有文學作品留下來。《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管它哪一國風，記得最美的詩就好了！當年那些國家打來打去，誰記得？ 」

文學是大寫 是尊敬與虔誠

在一次對話中，白先勇提及現代年輕人各式各樣，很難說就是什麼樣。因為教育政策各講各話，無所適從，他們反而茫然，他們就寫「茫然」。齊邦媛說，生活好，有吃有喝，心情卻茫然，這個才是大問題。台灣新一代作家，文字很好，聰明得不得了，但是題材不大，沒有真正著力的地方。流浪是詩意，但跑幾天就寫好幾篇，不過當流浪成為預作書寫的題目，流浪就失去意義。

白先勇說不信做出汝窯、畫出宋朝山水，有不得了的瘦金體的民族，會讓精神文化長期衰微下去，不信青春喚不回。齊邦媛則說現在所作的回憶錄，從一歲寫起，也是不信青春喚不回！

藉著父親齊世英的經歷，串聯一代錚錚鐵漢們在侵略者砲火下頭可拋、血可灑之氣概與尊嚴，他們一生沒有個人恩怨，只有不共戴天的國仇。歷史派給他們的任務是，流血至死的一代，也是漂流而亡的一代。

另一角度從自己的誕生、童年寫起，戰火中逃難至重慶，八年間受南開中學與武漢大學教育，受業於名師，得文學啟蒙。大學畢業後落腳台灣，結婚，展開學術事業，成為台灣文學推手。

從「巨流河」來的年輕一代，歷史交到他們手上的任務是流汗耕耘，也是扎根重生。「我寫這些，很痛苦！國仇家恨一點兒不錯。我常是一邊寫一邊哭。」齊邦媛說：「肯做的人要有很大的悲憤才行。我這個年齡還在寫，我就是不甘心這些事就這樣全湮沒了。」

他提起有次看報紙，標題是「抗日戰爭開始了」，眼睛一亮，結果竟是賣防曬油！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不過是笑話！令他很感慨。

小國家大文學的傳播者
 
十八世紀有英國作家曾說：「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文學，那麼就沒有聲音，是個啞巴。就像俄國、中國這麼大，卻都沒有聲音。」齊邦媛說「其實他不知道中國文學已有幾千年的聲音，至於為何他這麼說？概因沒有英文的譯本。」

一九六七年，齊邦媛接受美國國務院提供的傅爾布萊特獎助金，赴美研究，期間他赫然發現在世界文學之林中，所謂的「中國」僅指古典文學，現代則只有五四到三○年代，而對臺灣的作家及作品一無所知，幾近漠視，台灣根本完全被湮沒了，甚至有人更嘲呼臺灣為文化沙漠。齊邦媛因此激起了滿腔熱血及使命感，在一九七三年邀集了余光中、李達三、何欣和吳奚真共同開始做台灣現代文學的英譯工作，想將台灣的作品推介給世界文壇認識。自一九七二年起，他要給台灣聲音，要用英文發音。

一九七二年是台灣文學史上一個很特別的年，《書評書目》創刊、林文月翻譯《源氏物語》都在那年。在那一年齊邦媛參加、創辦了四種不同的雜誌和社團，其中有現在台大外文系尚在發行的《中外文學》、中華民國筆會的季刊、比較文學中華民國分會，同時著手所編譯《中國現代文學台灣選集》，包括從一九五○

年到一九七○年的台灣文學。她選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間臺灣出版的新詩、散文和短篇小說，名為《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這套書費時三年、校了九次，於一九七六年完成，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齊邦媛以嚴謹的態度，逐字逐句翻譯，但求不違背原意，並兼顧譯文的流暢。本著「中國人的作品，中國人譯，中國人紙印，由中國人出版。」堅持下去。這是第一部英文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大系，國內外人士的評價甚高，許多學校更採用為教本，至今仍為國外研究臺灣現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

一九五○年，李喬、鄭清文在當時都是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開始從日文學中文、開始寫作，學了十年之後有成。而實際上五○到七○年代的台灣文學，是由一些外省來的作家所寫成。齊邦媛說：「這些外省作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拔根而來，充滿痛苦，所以他們寫的文章多半是懷鄉的，甚至稱為反共的文章。他們所寫的故鄉，是留在大陸的故鄉，那個故鄉到了台灣，其實已經抽象化，甚至是一個在懷念中被美化了的故鄉。」所以，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的台灣文學裡，是有過一些很好的文學作品的。

開始做翻譯之後常有人說：「你好好一個台大教授，為什麼不去寫論文而來做翻譯呢？」齊邦媛的回答是說：「全台灣的人口等於北歐三國的總合，我們人口量與教育程度都高，閱讀的能力與趣味應該一年比一年提升，假如兩千萬人裡有兩萬人願意認真讀書，那就可以養得起一個很好的文學界。」他覺得他就像是在鄭清文先生的書裡所寫的，是小國家大文學的傳播者。

一滴不乾涸的水

一九七二年，林語堂先生和殷張蘭熙女士創辦《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齊邦媛基於交情和使命感，參與筆會的翻譯工作，挑選台灣文學佳作譯成英文，向全世界引薦中文作品，並與殷張蘭熙合作完成德文版《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集源流》，使在德國研習中文的讀者，有了具體可考的台灣文學資料。她在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任內，力爭將黃春明的短篇、楊喚的詩收入中學課本，讓現代文學普及於下一代。

為了替國立編譯館選編現代文學的英譯選集，自七○年代起，齊邦媛幾乎沒有遺漏的大量閱讀中文作品，對台灣文學現象和環境了然在握，發為評論，深為文壇倚重，並藉寫文學評論以肯定優秀的作家及作品。

泰恩認為「時代、民族、環境是構成文學的三要素。」齊邦媛的評論觀念深受泰恩的影響，評作家作品自始至終均貫穿了這一點，她不滿足於藝術技巧的分析，而把力氣用在思想內容的挖掘上，這也成了她評論作品的一個重要特色。在評論的文字間自然流露出凜然之氣，見解總是推陳出新，洞察犀利，兼或有逼人的氣勢。她的文章是愛護多於指責，肯定多於批判，所以她的評論文章是充滿善意的，也因此提攜了後進，為國內文壇產生了二十位名家：

王鼎鈞《人，不能真正逃出故鄉》1993

平路《紅塵五注》1993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

宋澤萊《等待燈籠花開時》1997

林文月《從溫州街到溫州街》1992

阿盛《火車與稻田》1997

袁瓊瓊《鞦韆》1994

張大春《遼寧街116巷》1992

陳幸蕙《人間咫尺千山路—春訪

芭蕉上人》1996

陳芳明《相逢有樂町》1994

琦君《桂花雨》1995

黃春明《大餅》1998

楊　牧《十一月的白芒花》1994

廖玉蕙《一座安靜的城市》1999

劉克襄《小鼯鼠的看法》1995

鄭清文《三腳馬》1993

曉風《不朽的失眠》1995

鍾怡雯《給時間的戰帖》1997

隱地《書是人生錦囊》1993

顏娟英《唐三彩的表現世界》1993

文建會游淑靜曾經表示，齊邦媛教授可謂是台灣文學的知音、重要的推手。自民國七十九年來推動中書外譯，除了默默在季刊裡將台灣的文學翻譯，寄給國外的漢學界、國外的大學，並且也翻譯了不少台灣的文學作品。這是項寂寞的工作，但是一個真正對文學有理想的人，就是必須耐得住這樣的寂寞。

正如佛法所說，怎樣讓一滴水不乾涸？把它丟進大海裡。

齊邦媛是巨流河中一滴永不乾涸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