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復

我讀《明史‧本紀第九‧宣宗本紀》，最醒目的不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北征，不是他如何面對宗室叛亂，而是一再出現的「錄囚」二字。

同一位皇帝，對內反覆審錄囚犯寬宥恤刑，甚至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就宥免三千餘人；對外卻要收拾父祖留下的交阯（越南北部）戰局，終至撤軍承認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這乍看是兩條平行線，實則交織出宣德朝的政治技藝：用仁恤來修補元氣，止損王朝的消耗。

明成祖朱棣性格強悍，靖難奪位後企圖改寫歷史來獲得王業的合法性，於是更傾向用軍事與威儀鎮服天下；這驅使朱棣在面對安南事變後，決意興師滅掉胡朝並設交址三司，將越南北部直接納入版圖。然而，軍事固然能開疆，卻同時最消耗王朝能量。交阯地理偏遠且民風強悍，經歷久戰，讓明朝的財賦、士卒甚至運餉等層面，都變成無底的溝壑。

明仁宗朱高熾登位後，路線一轉，他拒絕鋪張浪費，反而極度重視「善待周遭的人」，廣開言路且赦免舊臣。這種政治風格，對朱瞻基極具示範效益。即位後，「錄囚」變成其本紀的固定節拍，反映出朱瞻基把「慎刑」當作治理工具，不僅是在清理積獄，盡量消弭冤案情事，也企圖消化永樂年間帶來的高壓，釋放體恤百姓的溫度。

更重要的，朱瞻基並不只是施行「寬政」，他同時強調程序。敕令建言章疏須經由尚書、都御史甚至給事中會議討論，形成文官群體承擔決策的路徑，讓仁恤不是任性，而變成制度。

同一套止損的思考，更貫穿朱瞻基對待交阯的處置。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十月，征夷將軍王通放棄交阯，改與黎利盟會撤兵。朱瞻基雖然事前不知情，將王通論罪，卻赦免黎利，召回全部文武吏士；同樣在宣德二年，皇長子朱祁鎮出生，朱瞻基宣布「大赦天下，減免明年稅糧三之一」。

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在東莞採珍珠，朱瞻基深感這是「擾民以求利」，將其下獄論罪；宣德八年（一四三三）二月，朱瞻基錄囚宥免五千餘人，並理冤獄，赦免軍匠在逃之人；而當西域進貢麒麟，禮官請表賀也不被允許。這些事證，顯見朱瞻基確實希望讓人民休養生息。

南平先生曰：開國者靠干戈，守成者靠人心。朱瞻基曾繪一幅〈戲猿圖〉，裡面有母猿抱著幼猿看公猿戲耍，從其中不難看見他仁民愛物的胸懷。因此，面對交趾問題，朱瞻基最終選擇把「軍事占領」降級成「冊封羈縻」，讓王朝泥淖中抽身；不過，中國也從此失去越南這一版圖。

就停止消耗來說，對中國固然實屬幸甚，但對越南的長遠發展來說，同樣是幸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