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隆

許多體育競技雖然我們沒有參加，但實際上台灣已經用其他方式，一同出現在競技場上。不是硬體設施，也不是資訊服務，而是許多運動員身上穿著的，都是由台灣的機能布所製作的運動服，這些吸溼排汗的布料，成為運動員追求更好成績的助力。

不僅如此，諸如瑜伽服、消防衣，也都有著台灣紡織業著力的痕跡，全球前五大品牌，有約八成產品與台灣有關。

台灣的紡織業能這麼厲害，除了大量研發的嘗試之外，還有著歷史的累積。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主要的紡織業是麻紡織，織製麻布及麻袋，以供裝運米、糖、鹽之用。待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總督府為了推動南進，開放在台設立工廠的限制，才有了紡織業在台生根的開端。然而戰爭的衝擊，嚴重打擊了台灣的產業。

戰爭結束台灣光復後，日人在台諸多產業遭接管，納入國民政府整體經濟規畫之下，台灣的紡織業開啟了重建之路。其中，又分為兩條代表性的途徑。

其一是本土紡織業者的努力，最為人知的要屬彰化社頭。一九四七年，鄭岑、鄭學父子帶著上海引進的手搖織襪機，在社頭設立第一家織襪廠，員工達上百人。由於傳統機器生產速度慢，供不應求，鄭家擴大經營、推廣製襪技術，並配合政府「客廳即工廠」的政策，不過數年就讓這典型的農村，變成為以織襪為主、農業為輔的產業型態。

除此之外，還有社頭魏家，從日本引進新技術，生產製程技術較複雜的尼龍絲襪、褲襪，成為鄉內大廠。

其二是為了逃避國共內戰烽火，自中國大陸遷台的紡織企業。一九四八年，以上海和山東為中心的大陸紡織資本，開始遷移至台灣與香港。徐有痒創立的遠東紡織首遷來台，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也在台灣成立分公司，辦理配售紗、布等事宜。

一九四九年底，政府遷台，中國紡織在華南各辦事處的物資遷來台灣，開始集資貸款籌設紡織工廠，以紗錠一萬枚、織布機三百台起家，在台灣落地生根。此外，西北地區的申新系統紡織廠，也以一萬五千多枚紗錠及四百台織布機，從陝西岐安遷移至台灣，建立申一紡織廠，重起爐灶。

對於政府來說，為了節省外匯，發展紡織業是政策的選擇；然而對於這些紡織廠來說，台灣算不上一個很好的地點，一來台灣並非棉產地，二來台灣本身的市場很小。幸運的是，不久之後美援恢復供台，自美採購棉花分配各廠代紡，促使民營棉紡織工業快速發展。

為了配合人才供給，一九五三年八月，台北工專（今台北科技大學）首創三專紡織科；同年十一月，台中沙鹿高工設立紡織科，培育紡織技術人員。隨後自一九六四年起，陸續有台中逢甲工商學院（今逢甲大學）紡織工程系，以及多所大專、高工設置相關科系，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具有前景。

台灣紡織業早期以棉紡為主，後為因應美援將結束的趨勢，一九六○年代起，政府獎勵石化下游的原料生產，台灣紡織業開始發展化學纖維、混紡產品。與此同時，台灣棉紡織業完成進口替代後，也轉向出口擴張，將產品大量運往國外賺取外匯。

一九七○年代起，台灣紡織業從原料、紡織到成衣，進行垂直整合，奠定了台灣紡織業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包括人造纖維、紡紗、織布、染整、成衣及服飾品等產業，都少不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