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者／王昱忻

那是一個蒼白溼冷的午後，我坐在法庭外的休息室裡，手裡翻著厚重的鑑定報告，文字以專業口吻撰寫，很輕，但卻讓人感到不安。那是一個國小女孩遭遇性侵的案子，被告是她的叔叔，一位平日溫和、與女孩關係友好的親屬。

這樣的案子很難處理。因為沒有目擊者，沒有即時報案，只有一段支離破碎的童語以及檢體上幾個模糊的痕跡可以作為犯罪證據。性犯罪通常十分隱密，在沒有實質物理性證據下，被害人的證言就成為法庭判決被告有罪的重要依據之一。

我和老師是被告的辯護律師，其實我很不喜歡承接性犯罪，特別是被告方，因為我從來都不會知道真相，而那樣的感覺讓我覺得內心空落落的，我走的每一步都沒有把握，恍如盲人摸象。不管是被告還是被害人，他們說出口的話都像一條愈纏愈緊的青蛇，我的思緒被緊緊勒住卻找不到鬆綁的方法。

有一次開庭，我看見女孩的母親坐在我面前，眼神呆滯，像極了夜裡窗外的灰影。她說，女兒再也不敢一個人睡覺，也不肯出門。整個案件中母親都陪著女孩，因為她年紀太小，只能以沉默抗議這髒亂的世界，不想說，也不願再說。

是的，我的心證已經偏頗了，這樣子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律師的工作就是要為委託人爭取最大的利益，如果連律師都懷疑自己的當事人，那這樣就不是一個稱職的律師。

老師就不會像我這般無用，他是個擅於觀察、拿捏語言邊界的高手。法院要求司法詢問員透過專業的技術詢問女童，確認她的一些基本辨識能力、語言能力，來證明她的證詞沒有被誤導或受到暗示的可能。如果女孩曾誤解司法詢問員問她的問題，或是無法確認回答問題應該要回答是、否還是不知道，那她的記憶也許就曾遭遇汙染。因為每個人都會形成自己的想法，女孩是否會為了迎合他人而說出反於真實的回答猶未可知。這是老師認真翻閱司法詢問報告每一頁、聽取錄音每一秒後找出的謬誤。

女童的證詞可能遭受汙染了，尤其是當大人刻意或無意的對孩子做出暗示（如點頭、皺眉、重複問句）時，孩子很可能會傾向回答大人期待的答案。

本該純淨的證詞蒙上了陰影。

「幼童的認知尚未成熟，往往難以分辨真實與誤導。」老師找到了案件關鍵的突破口，這也意味著本案將產生翻覆的變化。

我知道他在做什麼，他在替當事人盡力辯護。這是我們職業的信條。把無期徒刑辯論到無罪！這是一種勳章，也是律師能獲得客人滿堂彩的門票。

我坐在另一端，望著那個用力吸著手指的小女孩，我的良心遭遇巨大的拉扯。專家的意見、孩子斷斷續續的回憶被一再檢視，卻也在不斷被質疑與操弄。

那一天的庭訊進行得格外緩慢，每一段對話都像是在黑夜裡摸索的燭火，照亮一小塊，又立即陷入更深的陰影。

「請問，女童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第一次描述案件的內容？」檢察官站起，望向司法詢問員，語氣帶著明顯的關注與信任。

「是在與母親對話後，母親察覺異狀，便由我們司法保護單位進行專業詢問。」詢問員的語調平穩，顯得自信。

「我們透過遊戲與圖像，建立孩子的信任，才進行開放性問題的引導。」

「請問妳是否曾經暗示女童？」老師不疾不徐地問。

「沒有，我們有嚴格訓練，不會用誘導性語句……」

「可是在第N頁妳曾說，『那是不是叔叔摸妳的時候』——這是不是一個封閉式提問？」

法庭內安靜到連筆掉落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

「……我們只是試圖釐清孩子的陳述——」

「可是在專業標準中，任何有可能引導孩子形成記憶的語言模式，都可能造成記憶汙染。」老師話語如鐵，劍劍見骨。

法官眉頭皺起，翻動手邊的卷宗。

我瞥見那個坐在證人椅後的女孩，她整個人已經縮進椅背深處，雙手交叉地擺放在胸前，眼神空洞，像望著另一個世界。她的嘴唇輕微顫抖，有時會咬一下自己的下唇，像是在忍耐什麼。她不是不願意開口，而是已經不知道怎麼再說第二遍。

「庭上，我們的主張不是說這個孩子一定撒謊，而是證言是否足以在刑事法的標準下，認定本案構成犯罪。」老師語調不變，卻節奏稍緩。他停頓片刻，望向法官，彷彿也望進了我們這些沉默旁聽者的心裡。

而我，只能默默記錄下每一個關鍵點，內心卻早已激盪不休。我的思緒像法庭牆面那幾道細微的裂縫，一點一滴擴散成無法修補的縱深。

證人席上，女孩低著頭，不再看任何人。她的腳掌沒有碰到地面，懸空晃動，卻愈來愈緊縮，像一隻被壓迫的鳥兒，無處飛翔。

我聽見她小聲說：「我……不要再說了。」

法官詢問她是否需要休息，女孩只是輕輕點頭。當她離開證人席，由社工牽著手走出法庭時，那背影小得幾乎要消失在門框之中。

接下來的辯論更顯激烈。檢察官翻出相關醫療報告，強調私密處微損與精神創傷反應；而老師則引用專業文獻，指出兒童身體損傷並不一定代表性行為，且精神創傷可能來自他人質疑或反覆提問的再創傷經驗。

「請問鑑定報告是否明確指出加害人就是本案被告？」

「……無法明確。」

「那麼，本案除了女童證詞與不確定的物證外，是否尚有其他補強？」

「……沒有。」

我感覺，整個法庭就像一艘在暗流中前行的小船，左右搖擺，不知何時會被掀翻。

最終，那些爭辯彷彿沒有得出結論，而是彼此拉扯到力氣耗盡。女童的證詞成為庭上最鋒利也最脆弱的武器。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被反覆播放、質疑、拆解，像一件被翻來覆去的織布，早已失去原有的溫度與形狀。

我望著她的背影，心裡想著，她在這裡所經歷的一切——是否比案件本身，更是一種深層次的傷害？

有一晚，審理告一段落，我與老師在法院外的便當店碰面。他招呼我坐下，給了我一罐無糖綠茶。

「這案子，你很難打。」他說。

我沒答話，低頭看著手上的便當，筍絲油亮，咬起來卻乾澀。

「你想要的是什麼？正義？」他抬眼看著我，「可你知道嗎？正義有時候是最沒有形狀的東西。法院只講證據，不講業報。」

我還是沒說話，但心裡的疑惑又加倍了。如果女孩真的受侵害了，加害人卻沒有獲得應得的刑罰，我是不是也是幫兇？如果我能多些慈悲，多些柔軟，是否能在法律的縫隙中為她築起一道防護？

案件最後獲判無罪，也歸功於老師向法院爭取鑑定報告的瑕疵，使法官認定本案證據不足，不足以定被告罪。新聞沒有報導案件最後的結尾，女孩的父母靜默無聲，像一口荒涼廢棄的枯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