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夷

歷史從來不是一段被塵封的往事，而是一場不斷重演的人心劇。權力、信念、背叛與理想，構成了每一段興亡的底色。

呂世浩的《霸王之夢》不只是吳越爭霸的歷史重述，而是一場穿越時空的思辨之旅。透過季札的仁德、公子光的野心、伍子胥的智謀、夫差的悲劇與句踐的忍辱，我們得以窺見那個古老而永恆的命題：人若不識心，終將為心所困。

權力的夢，總是起於欲望的萌芽。公子光在心底燃起「他志」的那一刻，命運的棋局便已悄然展開。那是不可言說的志，它無聲卻強大，推動著人一步步走向無法回頭的深淵。伍子胥看透了這一切，卻仍選擇相助。因為他要報父兄之仇，必須借助公子光的力量。

於是，一場權力的交易悄然成形：光要天下，胥要報仇。兩人各有所圖，卻互為階梯。理想與欲望交纏如絲，正義與野心難分難解。歷史的複雜，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人心的動機。

智者如伍子胥，算無遺策，進退表裡，機謀如神。然而，算計愈多，往往愈容易陷入「算無遺策」的陷阱。當人自信能操控一切時，毀滅也在暗中逼近。這或許正是權力的宿命──它最終吞噬的，總是那個自以為能駕馭它的人。

與他們不同，季札的志不在天下，而在本心。他曾立誓要把佩劍贈與徐君，即使對方早已過世，他仍千里赴墓，掛劍於樹。那一刻，他守的不是他人之約，而是「吾心之約」。真正的信，不是對他人守信，而是對自己守信。

季札在亂世中不爭，不是退，而是明。他洞悉了權力的虛幻，懂得「不爭」才是最高的自由。太伯三讓天下而不言，民無得而稱焉，因為真正的德，從不需要喧囂。季札救不了吳國，因為吳國沒有人想被救。歷史的悲劇，往往不在智者的沉默，而在愚者的喧譁。當一個國家不願被教化，再高的智慧也無濟於事。

夫差登基，意氣風發，誅越伐楚，立下赫赫戰功。他以為自己能超越父兄，卻不知勝利的那一刻正是敗亡的開始。當年越王句踐屈膝為奴，挑糞養馬，夫差以為這是權威的勝利，卻未料那是復仇的種子。人壓抑得愈深，反撲就愈狠。

句踐能忍，夫差不能；句踐懂「寧辱而生」，夫差只懂「以死謝罪」。一個以忍贏天下，一個以傲亡天下。吳越之爭，其實是兩種人性的對照：一種柔而堅，一種剛而折。

呂世浩說：「夫差至死方悔，秦二世至死不悔。」知恥者，尚有人性；不知恥者，連人都不是。夫差雖亡，尚留一縷悲壯，而胡亥之亡，唯有愚昧。死得像王，終究不是王。

伍子胥終於走向悲劇。他原可成為楚國的忠臣，卻被命運逼為吳國的報仇者。他智絕於世，卻終算不過天道。他能助人奪國，卻救不了自己。當夫差聽信讒言，賜劍於他時，這位縱橫天下的智士，也終於明白：最難算的，是人心。

太史公記孔子之言曰：「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這不只是對太伯的讚歎，更是整個吳國命運的註腳。從太伯的讓，到壽夢的爭；從季札的避，到夫差的傲──德行的流失，正是國運的傾頹。太王能成其願，因為祖孫三代同心，皆以德立；壽夢不能，因為兄弟非賢。天命從未偏私，它只追隨德者。

吳國的滅亡，不在戰場，而在人心的裂縫；越國的崛起，不在兵力，而在一念之堅。天命無常，然「天命在人」。季札選擇不爭，並非逃避，而是對命運最深的理解。人能做的有限，唯有不負本心，才是真正的勝利。當他掛劍於墓，退隱於野，他的背影，比千軍萬馬更有力量。

歷史是一面鏡。鏡裡的霸王，夢過天下；鏡外的我們，也在夢自己的世界。只是當夢醒之時，我們是否願意問一句：我們所爭的，是天下，還是那顆被欲望蒙蔽的心？若能守信於己，即使敗，也不失為真正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