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台北國際書展其間，約了永樂多斯和葉麗晴相會於飛頁書餐廳，相談甚歡。我因來過幾次了，所以麗晴帶永樂到樓下書房參觀之際，我把一樓書區流覽一遍，發現一本香港文學生活館編印的《文學是一場寧靜的奮鬥》，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副題「香港未有文學館」，而「未有」二字中間畫了刪除線，我迅即買下。

然後，我和永樂來到書展會場，直接就到了台灣文學館策展的台灣出版主題館，看「在同一個屋簷下寫作——台灣的『文學家庭』們」。台文館和書展基金會合作多年，每年在熱鬧喧嘩的書展會場，台文館的展場都很安靜，沒有收銀機，沒有討價還價，駐足觀賞的人不少，但他們都靜靜地看。

這說明台文館已經非常穩定，有充分的能力將平面的文字文本立體化展示，在外邊如此，在館內更是；當然不只展示，其典藏的硬體設備完善，文學文物極豐富；相關研究資源，包括人力、期刊、出版品、資料庫等都很可觀；甚至於服務參觀民眾的制度和作業方式等，都已上軌道，而且不斷地推陳出新。

然而，這並不表示它一下子就這樣了。我們都知道，它正式設館雖是在二○○三年，但可上溯到國民黨為回應文藝界的呼籲而設立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那是在一九八二年，說來也是很波折；還有就是它的定位和屬性問題，不同立場的人，意見往往也不一樣的。

從這裡來看香港文學界的朋友倡議多年仍「未有」文學館，很能了解他們的憤怒和沮喪。現在他們把未完成的運動，經由編輯，留下了這樣一本書，一方面向世人彙報他們的理念與行動，另一方面也不無暫先蟄伏以待來茲之意。我覺得香港的朋友很務實，在呼喚不來、努力無用之後，他們用自己的力量設置了一家以「香港文學館」為名的「公司」，成立「香港文學生活館」，有準文學館的格局及作為。

這就對了，要能成事，因緣要足，當主客觀條件尚未能充分配合，做能做的事，比什麼都重要。這本書的後面有兩篇附錄：一篇是〈文學館倡議運動一路走來〉（其實是年表），一篇是〈香港文學館運動發表文章索引（2009.6—2015.6）〉，讀來真是感動，百餘篇文章反映出參與者眾；而年表和索引之編成，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建構。

書展期間，我另參加幾場活動，其中有一場是《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書發表會，香港商務印書館請來該書總編輯陳國球教授主講，由我和他對話；還有一場是台大出版中心出版品《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台文學與其他》的新書發表會，由熊秉真、游勝冠和我三人座談。

讓文學有一個館舍，當然是好事；當文學館還成立不了的此時此刻，事還是可以做啊！編大系是真正的大事，是文學史建構的基礎；辦研討會是為了讓平日分散四方的學者共聚一堂，集中火力探討主題。其他可以做的事還多呢！

「未有」文學館，我想，應該是說「未來會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