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賽夏客

被歷史定位為奸臣賊子的王莽，是當朝王政君太后的外甥，無戰功卻官拜大司馬，並加封宰衡官階，後以攝政王輔佐元帝之孺子劉嬰，成功竄奪皇位，改國號為新朝。

王莽雖在位十五年就垮台，卻非因怠惰朝政；恰恰相反，他是個飽讀經書、有制度理念和道德自信的人，為了整飭西漢末年衰敗的國勢，大搞改革，試圖重新締造體制與社會秩序。

有關國計民生之改革，犖犖大者如下：

其一、規定每人一百畝田，多出來的捐給貧民耕種，縮短貧富差距；其二、強調人人生而平等，解放全國三百六十萬名奴隸，規定不得蓄奴；其三、取消私人營利，鹽、鐵、酒等重要產業由國家經營，金融借貸行業收歸國有，不讓奸商放高利貸，壓榨民脂民膏；其四、印製大小不同的繁複貨幣，方便市場交易；其五、嚴禁高官貪汙，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這些劫富濟貧的親民政策，照理說百姓應該對執政者感恩戴德，為何卻惹來兵民起義的後果呢？

表面上看來，王莽的制度都源自於西周古禮那一套，完全出於善意，不讓社會存在差別或不公平的現象，臻於儒學理想境界；實則思慮欠周，不僅未能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進一步激化矛盾。由於政策多迂闊不合實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操之過急且不合時宜，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

講具體一點，地方豪強與地主皆有盤根錯節的勢力，怎能甘心財富平白被沒收，做生意綁手綁腳，甚至無以為繼？而被解放的奴隸，有的原本因走投無路自願賣身為奴，有的世代為奴，突然被解放後反而一無所有，不但無家可歸，連溫飽都成問題；金融秩序也被打亂，老百姓搞不清楚幣值如何兌換。

王莽的改革可說荒腔走板、食貨俱廢，原因在於他衝得太猛太快，破壞了社會自然形成的秩序，導致新制度難以推行；他卻執迷不悟，冀圖以刑罰強制推行新政，更加引起百姓反感。錢穆先生一言以蔽之：「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政治。」

回顧中國歷史上的多次改革，除了秦國商鞅變法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乃因與敵國對峙、競爭所致，幾乎皆功敗垂成。其實，無論何種改革，都必須有長遠周密的考量，不能自以為是或頭疼醫頭。

就比如印度曾推出《房租管制法》，試圖解決租屋亂象，不但規定租金上限，不能隨意調整租金，且租住一年後，房東即不得驅趕房客，以保障無殼蝸牛的居住權。結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房東往往不到一年就趕人，反使無家者到處流浪。

同樣地，賴政府推出的「新青安」購屋措施，給予低利優惠及四十年的購屋貸款，希望減緩年輕人的房貸壓力，原本是體恤人民的德政。但利之所趨，民眾趨之若鶩，房價不降反漲，與打房政策背道而馳，也使金融亂象浮出檯面，殷鑑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