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近代太虛大師總結中國佛教，立為大乘三宗，即：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法性空慧指各部《般若經》及宗般若經的諸論；法相唯識包括法相學與唯識學；法界圓覺學指《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楞伽經》、《楞嚴經》、《圓覺經》及淨土方面等有關法界、如來藏等諸經論。後來印順法師又將印度大乘佛教分判為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三大系，此與舊說大異其趣。性空唯名論，指中觀大乘；虛妄唯識論，指瑜伽大乘；真常唯心論，指如來藏思想。

除了佛陀的佛教哲學思想博大精深，代表著東方文化，影響著舉世人類之外，在中國則有老子、孔子、莊子等諸子百家的學說，也是大放異彩。其中老莊哲學談「清靜」、「無為」，崇尚「自然」、「本性」；孔子主張「以仁為本」，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正統，歷代帝王莫不尊為治國之本，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可見其社會地位之高，儼然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

孔子「崇仁」，孟子「尚義」，並且由「義」擴充出「仁、義、禮、智」四端，認為人要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主張「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荀子認為人性要靠後天的努力學習，才能向上、向善，所以提出「積學」的重要。

此外，墨子的「兼愛」、韓非子的「重法」，以及管子的「富民」、列子的「貴虛」、晏子的「廉政」等學；乃至魏晉南北朝的玄學、宋代的理學、明代的心學等；甚至中國歷代的文史學家，如中國第一位大詩人屈原、漢賦大家司馬相如、史學家司馬遷、建安文學的開創者曹植、中國第一位女詩人蔡文姬、田園詩派的創始人陶淵明、山水詩派始祖謝靈運，以及唐代的詩人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乃至宋代的詩詞名家李清照、黃庭堅、陸游，尤其古文八大家韓愈、柳宗元、蘇洵、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他們的學說主張、詩詞散文等曠世之作，都使得中國文化在文、史、哲等相互激盪下，百花競放，顯得燦爛繽紛，多采多姿。

尤其自從漢代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緣起、業力、因果報應等思想，融入中國社會，更加深化中國文化的內涵。在中國的大乘八宗當中，比較重視學術義理的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及三論宗；比較重視實踐修行的宗派有禪宗、淨土宗、律宗及密宗。雖然華嚴、唯識、空性等學說沒有被納入中國文化的主流，但是「禪學」倒是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朵花。

佛教一向具有尊重、包容的性格，佛教主張「不捨一法」，如佛陀所說「一法即一切法」。因為佛教沒有排他性，佛教認為信徒讀了老子學說，了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從而擴大自己的思想，也不無利益；佛教對於莊子的任性逍遙，與大自然結合的灑脫思想，尤其「莊周夢蝶」，以及莊子與惠施論道：「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其思想之奔放，如禪之不拘形跡，佛教也認可這些思想，所以人間佛教的行者不排斥老莊學說。

此外，孟子「性善」、荀子「性惡」、墨子「兼愛」之主張，不捨一法的人間佛教也是將之兼容並蓄，使得佛教更加繽紛多采。乃至魏晉南北朝時，佛教以老莊的「無」來詮釋般若的「空」，形成「格義佛教」；後來中國文化甚至吸取佛教之長，發展成為宋代理學。這一切都是說明，在中國的文化裡，佛儒一直都是交相融會的。

除了哲學思想以外，中國文學重視文字之美，文學家們以詩情畫意的詩詞散文來描述佛教，把佛教的十二分教與文學互用，例如，長行就是散文，重頌就是詩歌，使得佛教終能在百花競放的中國，和諸子百家一起相互共鳴，因此佛教的發展，後來禪走進寺院，淨土走進民間，唯識、三論走進學者群中。

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可以入道。佛法分為「真、俗」二諦，真諦又名「第一義諦」，或「勝義諦」，是出世間法；俗諦又名「世俗諦」，是世間法。佛陀的一代時教，都不出此二諦法門，尤其在化世的運用上，佛法和世學更要融合運用。

佛法太世俗化，被世俗所化固然不可貴，如果太過於出世，則不容易為人所接受，所以要「二諦圓融」。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因此人間佛教主張，面對現代科技文明，資訊新知日新月異的社會，佛法應該現代化、生活化，針對當前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所以要「佛法為體，世學為用」。佛法之體，是拔苦與樂；佛法之用，是融和方便。如佛陀年少時即遍學五明；出家後，遍訪諸師外道沙門。因為佛陀貫通世、出世法，故能教化不同對象，應病予藥，解脫他們的身心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