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董老師蓄西裝頭，他沒有分出或左或右那條髮線，瀏海參差，不應該責怪理髮師傅，而可能煩惱不同，讓髮絲有了不對稱理由。

他幾次喊住我，以眼神交付任務，堆疊的作文本將近五十份，我拿進班上唱名發放，當然無須喊自個兒名字，小心安坐，翻閱的右手有些顫抖，好奇董老師給了作文什麼評價。

上午第三節課間，下課時間略長，男女排序隨著播放的音樂跳土風舞，一跳好幾年，也沒記下哪一些舞步，而我記住到了冬天時，許姓同學那件斑斕的厚外套。也不在意她僅一款或兩款花色，她穿上了就是漂亮。還有幾回提早結束土風舞課程，音箱停止播放音樂，教師休息室旁堆放器具的教室傳來敲擊聲，董老師的兒子正高舉鼓錘打鼓。

如果我被注視，該就怯場不敢再打，可他愈打愈上手，一夥人痴痴地看，笑容滿面自己都沒發現。

其實，也不超過一年，董老師卸任了，歐陽老師繼任，旁分西裝頭，抹上微微髮油。

別怪我記憶這麼短，因為董老師也沒有活得太長，他生病之後，放置鼓錘的教室再也沒有鼓聲，一個我沒記住長相的小男孩在父親出殯的那一天，手持香爐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頭。這是他生平第一場喪禮，聽說，堅持地不讓淚水掉下來。

我們很快地接受新的國文老師，在他點評的作文本上，有我愛看的、代表嘉許的螺旋紅線，男生女生下課各玩各的，只有在練習新的土風舞步時，會不好意思地對上眼。

我沒有忘記董老師，他穿著咖啡色皮鞋，走近時，褲管在上頭晃啊晃，是一種整齊的帥，他沒有體罰過學生，不曾舉過的藤條永遠與粉筆擱在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