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照相機的發明是很晚近的事情，約莫在十九世紀初期出現的第一台相機，不但機體龐大，器材也是相當笨重不易攜帶，與我們現在人手一機、兩三個鏡頭鑲嵌其上的手機相機相比，還真是不能同日而語。加上早期的底片不是現在還買得到的膠卷，而是厚重的玻璃底片，靠著在玻璃塗上感光劑成像，這種底片要是不小心摔到可就沒辦法再拍了。

玻璃底片的重量也讓我們理解到，為什麼早期的民族學家進行田野調查時都得僱人幫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得背著這些厚重玻璃底片的緣故。

但即使不方便攜帶，當照相機被帶進了中國，自然成為一種「文明」與「進步」的象徵。不過，一般人民對照相除了感到好奇外，多半還帶著幾分的恐懼；很多人認為，相機之所以可以留下影像，是因為它把人的「魂魄」給攝了進去，所以被拍了照片的人，魂魄就會進到相機裡。

一九二九年前往川西的黎光明，當時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去進行民族調查的調查員。黎光明曾邀當地的土官之子曲丁波來照相，但即便黎光明已經解釋了拍照是很安全的事，曲丁波嘴上說不怕，但是怎麼樣也不肯來拍照；最後甚至下了「戒嚴令」，叫他的弟妹們遠離照相機，只要看到黎光明把相機拿出來，這些寨民就一哄而散。隔天，曲丁波的父親土官但真王吉同意拍照，還吩咐家人們盛裝打扮，但拍照前跟曲丁波在屋內聊了一會兒，出來就說：「他們怕照相！我不怕，只照我一個人吧！」

這些對拍照感到恐懼的人認為，被拍了照魂魄就會被收到「禁罐」裡，這個概念大概就跟《西遊記》中金角銀角的紅葫蘆一樣。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方國瑜身上。方國瑜於一九三○年代任教於雲南大學時，曾造訪位於雲南西邊的裸黑山一帶，這裡的居民主要是拉祜族（當時稱為裸黑）。方國瑜在村寨頭目的陪同下參觀了村寨後，便提出了要召集寨民攝影的要求，同樣地，大家也是躲的躲、逃的逃，叫了半天也沒人敢來拍照。幸而頭目頗為明理，幫著方國瑜向寨民解釋拍照無害，才說服了幾個人前來。

倒是在村寨中基督教堂服務的傳道人妻子，對拍照並無恐懼感，還特地回到家中換了族服，然後拉了幾個寨中的婦女一同拍攝。可見，曾與外國傳教士接觸過的本地傳道人，對於拍照已是習以為常了。

我們常在這些一九三○至四○年代拍攝的照片與影片中看到，每當鏡頭閃過這些少數民族，他們多半都會感到緊張，甚至還會感受到他們想要避開的那種恐懼。然而時至今日，拍照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當我們在田野調查中想要拍照時，他們的臉上總是堆滿了笑容；黎光明與方國瑜當時所面對的驚恐，已經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