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宋常青、何問、馬莎

「……細身，小頭，方面，小髭，少鬚，身端直，初亡時黑幘」，這枚「全國通緝令」用十八個字就大致勾勒出了一位古人的體貌特徵。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三萬九千多枚漢代簡牘，如同記錄兩千多年前絲路風物的「記憶卡」，帶著歷史的印記鋪陳在世人面前，無聲地訴說著那些有關春耕的「儀式感」，那些穿越千年的浪漫情誼，那些兵馬屯戍的「烽煙氣」，以及尋常百姓事。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用竹簡與木牘作為「寫本」，合稱為「簡牘」。尺寸之間，書寫風雲塵煙。簡牘是一套完整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社會生活等多領域的獨特話語體系，刻寫其上的有關戍卒、商賈等難見諸正史的悲歡離合，讓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

方寸喚活千年風華

位於甘肅省西部的河西走廊，形似長長的楔子，自東南向西北貫穿綠洲與戈壁荒漠。漫步走廊，恍惚之間，漢武帝遠征匈奴時戰馬嘶吼、刀槍碰撞的聲音彷彿猶在耳畔。絲綢古道上駝鈴陣陣、羌笛悠揚，好似穿越千年聲聲作響。

二十世紀初，探險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途經河西走廊。風吹沙走，掩埋在荒漠深處的窄木片露出依稀可辨的墨書漢字。他在敦煌北部漢長城遺址沿線掘獲簡牘及殘片三千枚以上。

這批被稱為「敦煌漢簡」的簡牘一經發現，震驚了中外學界。此後，以河西走廊為主的「簡牘寶庫」，因漢代簡牘出土數量不斷增多，引起世界矚目。

相關專家介紹，簡牘的發掘工作分為兩個階段。一九四九年以前，簡牘集中出土於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和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轄區內的漢代長城烽燧遺址，記錄的內容涉及漢代河西邊塞屯戍生活和軍事塞防體系等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居延漢簡」。

一九三○年，由中國、瑞典等國科學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古至漢代張掖郡居延邊塞遺址，一萬多枚漢簡重見天日。這批被通稱為「居延漢簡」的簡牘文物，現存於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七四年，居延遺址考古發掘中再次出土八千多枚「居延新簡」，文物年代跨度達二百年之久。

新中國成立後，除部分長城和邊塞遺址外，甘肅的天水、武威、酒泉等多地的古墓葬和古遺址均有簡牘出土。

在漢代長安至邊塞唯一可考的驛站︱︱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萬多枚「懸泉漢簡」，以郵驛、西域史料和民族關係方面的材料為主，是研究絲綢之路迎來送往、中外交流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表示，百餘年間甘肅共出土簡牘文物六萬多枚，以漢簡數量為巨，占大陸出土漢簡八成以上。

目前，甘肅簡牘博物館集中保存了四萬多枚簡牘以及與其相伴出土的一萬多件文物，其中漢簡數量高達三點九萬多枚。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子今介紹，河西漢簡是漢代出土文獻資料中發現最早、數量最豐富、整理最完備、研究最充分的內容，曾被王國維稱作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獻發現之一。

「簡牘作為直接文字記錄的載體，體現出的第一手資料價值相比史學典籍更加真切具體。」王子今說。

片語言兩漢萬事

簡牘細長，每一枚僅能容納寥寥幾字。在漢代，簡牘由官方統一製作，尺寸有嚴格規定，標準的官方文書長二十三公分、寬一點一公分。字雖短，傳遞的歷史細節卻生動豐滿。

「粱米八斗……即米三石……羊二……酒二石……」，一九七三年出土於甘肅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吃了多少米、耗費多少鹽等一連串詳細數字。那麼，接待費用誰出呢？

「AA制。」朱建軍說，簡牘中記載，此次接待一共花費了一千四百七十錢，肩水金關共有二十七名官吏，每人約攤了五十五錢。

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館藏於甘肅簡牘博物館的近四萬枚漢簡，就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內容極為豐富。

比如，尊老養老在漢代已有明文政策規定。

甘肅省武威市磨咀子漢墓中，曾出土一封西漢宣帝時下發的優待老年人詔書令。詔令顯示，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可享受「在馬路中間行走」、「入市做生意不收稅」、「進官衙不許阻攔」等多項優待。

此外，甘肅簡牘博物館保存的諸多珍貴的私人簡帛書信，描繪了古人豐富、細膩的情感世界。

有人生活窘迫，為借褲子猶豫再三；有人因戍邊不能探病家中父母而寄情於書信；還有人在敦煌戍邊值守，請朋友代為購買一雙「長尺二寸」（約合二十七公分，相當於四十三碼）、質地如絲絹一樣柔軟，且鞋底要厚、耐穿的牛皮鞋……

以簡牘為載體，這些歷史洪流中的柔軟瞬間歷千年而不泯，得以被現代人捕捉、共情。「一枚枚簡牘如同一台台放映機、留聲機，將歷史檔案一一播放。」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說。

朱建軍認為，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的甘肅簡牘文獻，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亦是秦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歷史、地理的第一手資料，對研究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漢代所塑造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響了後世政治文化的發展。」甘肅簡牘博物館陳列展覽部主任韓華說。



順著簡牘 回溯歷史記載

兩千多年前，漢武帝列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之名，承載著古人對敦煌乃至整個河西走廊繁榮興盛的美好願景。

自張騫「鑿空」西域始，中西方文明得以貫通。自此，河西走廊不再孤寂。胡旋樂舞，駝隊往來。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從「張國臂掖，以通西域」、「武功軍威」等郡名起源中，感受到當年之繁華。

敦煌是文明交流之路的重要中轉站。漢武帝時在此處設立的懸泉置，專司上傳下達、迎來送往。順著簡牘的歷史記載回溯，西域往事一幕幕重現：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人的使團隊伍受到悉心接待，「絲路暢通、西域安定、遠方來朝」。

「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當東傳車馬，皆當柱敦」，出土於懸泉置遺址的一枚簡牘記錄了敦煌郡發文懸泉置，為東去長安的樓蘭王一行二百六十餘人準備接待車馬的情形。

另一枚簡牘記載道，懸泉置接待西域鄯善、且末、莎車、于闐、皮山、疏勒、渠勒、精絕、扜彌等九個國家的使者，他們一行三十四人，分兩天到達。「各國同時出現在懸泉置，足以說明當時西域諸國之間的和諧關係。」肖從禮說。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何雙全介紹，從簡文資料看，驛站主要接待國內公務出差人員和外國使者賓客兩類人，吃住行都有嚴格標準，體現了漢帝國禮待外邊的大國風貌。

「簡牘是絲路往來與中西交通的實錄及見證。」朱建軍說，不同於史書記載，漢簡記錄更直接、更真實，更有助於加深世界對中華歷史的理解。

甘肅簡牘博物館保存的一批「里程簡」，翔實記載了從長安出發到敦煌與居延地區的通行驛置名稱，以及各地之間的具體里程。藉此，研究人員可以復原出漢代長安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的具體走向。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薪火賡續間，簡牘為我們追尋「從何而來」提供了更多歷史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