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艾福梅

四年前，西安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孫飛鵬在申請項目時定了一個小目標——至少完成一百件西夏陵殘碑及文本殘件的綴合。如今，他完成了大約七十件。「雖因殘損嚴重無法整體復原，但拼合成相對較大的殘塊，還是能為西夏歷史以及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信息。」這位學考古出身，卻在機緣巧合下對西夏文產生好奇的學者說。

坐落於寧夏銀川市賀蘭山洪積扇戈壁灘上的西夏陵是西夏的皇家陵園，今年七月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一九七○年代，考古工作者正是通過破譯陵區西夏文殘碑，才確定了七號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的壽陵，這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確定墓主身分的西夏陵。

西夏文約六千字，由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授命大臣野利仁榮為記錄黨項語、仿借漢字造字方法創制而成。然而，西夏滅亡後，黨項民族與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西夏文逐漸變成無人能識的「天書」，清末武威籍學者張澍就評價稱「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字體方整與今楷書無異」。

這些獨特的方塊字符，不僅凝聚了黨項人的智慧，更是遼宋夏金時期西北地區文化交融互鑒的實證。從重新發現到艱難破譯，再到成功解讀大量西夏文獻，百餘年來，一代代西夏學學者憑藉這把「金鑰匙」，為世人打開了一座豐富多采的文化寶庫。

從漢字學內在邏輯

你的姓氏，用西夏文怎麼寫？只有四畫的「王」變成了十二畫的複雜字，相對複雜的「張」卻只需八筆就能寫出來……在西夏陵博物館西夏文與漢字交互體驗螢幕前，大多數遊客都會好奇地輸入自己的姓氏、甚至是名字，看看相對應的西夏文字長什麼模樣。他們試圖透過熟悉的點、橫、竪、撇、捺等筆畫，建立起自己與這近千年前的神祕文字符號之間的「特殊連接」。

「在西夏陵，土遺址也好，出土器物也好，都明顯存在承唐仿宋基礎上的再創新，其中最典型的當屬西夏文。它的內在邏輯是從漢字學的，但造型是自創的。」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西夏陵」申遺諮詢團隊負責人陳同濱說，這充分說明，對多元文化的吸收融合是西夏黨項人最大的特點。

西夏建立於公元一○三八年，與兩宋、遼、金並立，鼎盛時其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在歷史中，西夏文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不僅在西夏統轄範圍內盛行了近兩個世紀，還遠播到漢族聚居的腹心地帶，河北保定出土的兩件明代西夏文經幢就是例證。

長期研究西夏文的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研究員段玉泉告訴記者，西夏文構成受到漢字「六書」影響，會意和形聲字最多，比如西夏文的「爬」，就是由「手、足、行」三部分會意組成。同時，西夏語中還有大量的漢語「借詞」，比如「單衣」的「單」就借自漢語，西夏文就在與漢語「單」字對應西夏字基礎上，加上西夏文的「衣」做偏旁，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字，專門用來表示「衣服單薄」之意。

禁止出國的佛文物

一本西夏文佛經，緣何會被列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六十四件文物之一？

史書記載，西夏崇尚佛教。在寧夏境內就有賀蘭山拜寺口雙塔、同心康濟寺塔、青銅峽一百零八塔等多座風格各異的西夏古塔。這些年來，考古人員在清理發掘佛塔時，發現了眾多珍貴文物，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一年，考古人員在對賀蘭山深處被損毀的拜寺溝方塔進行清理發掘時，發現了九冊約有十萬字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皆為蝴蝶裝印本。這套佛經引發了研究人員牛達生的關注。他潛心鑽研，小心論證，認為這本西夏文佛經是西夏後期的木活字版印本。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古代印刷術大致可分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階段，活字印刷又經歷了膠泥活字、木活字等演變過程。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見早期的泥活字和印刷品實物遺存，只是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有所記載——這也引發了個別國際學者對活字印刷術起源的質疑。

從版框欄線不銜接到頁碼、經名用字混亂，從倒字錯字到隔行竹片印痕，《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得到鑒定專家一致認可：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將中國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時間從元代提早到宋代，捍衛了活字印刷術由中國人發明的事實。如今，這套西夏文佛經以「鎮館之寶」的身分陳列於中國國家版本館，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文物之一。



西夏陵博物館

生動還原印刷場景

與此同時，大陸學者還透過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時期泥、木活字印本，寧夏賀蘭縣宏佛塔出土的二千多塊西夏文雕版殘片等，論證出西夏印刷業極其繁榮。

「西夏一直十分注意吸收學習中原文化，加上財力、物力有限，因此大力推廣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印刷術並不奇怪。同時，因西夏當時疆域控制河西走廊，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活字印刷術沿絲綢之路向西方傳播過程中，西夏發揮了橋梁作用。」彭向前說。

在西夏陵博物館，蠟像形象生動地還原了西夏時期的印刷場景，從工匠的服飾可以看出，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

據段玉泉介紹，他們在山嘴溝出土的西夏文獻中發現了活字印刷文獻殘件，存留活字本印刷工序和參與人員的詳細記載。其中，印刷環節涉及四道工序：校版面、揀活字、排版、印刷。相比其他工序，揀字的人員名單頗為龐大，涉及十四人，且民族成分複雜，包括漢、黨項以及藏族等多個民族。「這份史料補充了傳統史料中沒有記載的部分工序，展現了木活字印刷的清晰步驟。而一道揀活字的工序就是由包含多個民族的揀字工共同完成的，這已是實實在在的民族交融。」他說。

文明畫卷絕學不絕

公元一二二七年，蒙古鐵騎結束了西夏近二百年的歷史。隨著黨項與其他民族的融合，西夏文逐漸變成無人能識的死文字。明代中葉以後，西夏文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被世人遺忘。西夏文又是如何重新被世人發現的呢？

在西夏陵博物館一樓展廳裡，陳列著「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複製品，靜靜地向前來參觀的中外遊客講述著那段歷史。十九世紀初，清代學者張澍在老家甘肅武威養病，一天與朋友共游清應寺，發現有一碑亭前後砌磚，封閉已久。當地人傳聞，如果有人啓封則有滅頂之災。但張澍依然懇請拆開封磚，只見碑的正面是一整面似漢字卻非漢字的碑文。等轉到碑的另一面，所刻字為漢字，其中有記載建碑時間的「天祐民安」四字。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順的一個年號。張澍由此認定，碑正面所刻的不認識的字就是消失了幾百年的西夏文。

「涼州碑」的發現，是世人重新認識西夏文的開端。但直到二十世紀初，隨著《番漢合時掌中珠》、《同音》、《文海寶韻》等字詞典的出土及發現，才讓西夏文真正被釋讀。

百餘年來，在這些西夏人所著的字書、詞書和韻書的基礎上，海內外西夏學學者幾經研究、推敲，推出多種版本的西夏字典，更實現了西夏文的電腦輸入，方便學者查閱解讀西夏文文獻，並將研究領域拓展至西夏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為世人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西夏文明畫卷。

默默從事基礎研究

然而，解讀西夏文字絕非坦途。複雜的語法、多樣的書寫方式，都為解讀工作增添了重重困難。「認字與解讀文獻並非一回事。有些字分開我們都能認識，但放在一起或者放在不同的環境下，就不一定能解釋對，就像漢語裡的『東』和『西』，單獨使用時都是指代方向，但合起來卻是表示『物體』的意思，意義就發生變化了。」段玉泉說。

正因如此，仍有不少學者默默從事著基礎性的西夏文獻資料整理和釋讀工作。在第九屆西夏學國際學術會議上，學者們就分享了《西夏語的謂詞疑問前綴》等研究成果。「解讀文獻一直會是西夏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宏觀性的西夏歷史研究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必須基於事實的論證，而這些事實都只有把材料讀深讀細才能夠發現。」段玉泉說。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