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由於地處偏遠加上交通不便，中國西南地區一直帶有神祕的色彩，對於許多外國人而言，這種「異國風情」有著深深的吸引力。一九三三年，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曾寫過一本小說《消失的地平線》，書中神祕的「香格里拉」成為後人想像中的烏托邦與人間仙境。雲南省中甸縣還因此改名為「香格里拉縣」，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在中外條約的開放下，清末許多外籍人士先後來到中國西南，有的是肩負傳教使命的宣教師，有的是來此尋寶探奇的冒險家，有的則是具備學術專業的調查者。儘管目的不盡相同，但是他們的經歷與記載，卻成為保存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西南樣貌的寶貴記錄。

這些人裡面，有不少是具備專業知識的調查者，像是動、植物或是地質研究者，一般稱他們為「博物學家」。博物學家們採集了許多動、植物或是地質標本，讓今日的我們可以對早期西南地區的自然生態有更多了認識與了解。另一批則是人類或是民族學家，在中國邊疆地區調查許多非漢族群的體質、文化或語言。

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一位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進入西南各省進行過實地的民族調查。鳥居龍藏原本是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系的標本管理員，一八九六年至一九○○年間，四度被派到台灣從事人類學研究。在結束了台灣的調查後，鳥居龍藏轉而對中國西南的苗族產生興趣。

一九○二年至一九○三年，鳥居龍藏在中國西南地區針對當地的苗族與彝族（當時稱為「儸儸」）進行了民族調查。所有過程，都記載在《西南中國行紀》（日文書名為《中国の少数民族地帶をゆく》）一書中，而關於苗族的調查成果，也於一九○七在東京出版了《苗族調查報告》一書。但是，這本書的餘波蕩漾才正要開始。

一九三六年，國立編譯館將鳥居龍藏的書譯為中文，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學術界立刻造成震撼。當時的學者江應樑在《現代史學》期刊上對此中譯本寫了書評，在書評最後，江應樑如此感嘆：「今日國人皆醉心於民族復興之談論，但對自己國內民族之認識，卻又極端隔膜」，「過去國人對西南民族謬誤的傳統的惡見解固無論矣，即今日言民族統一民族平等者，能有幾人，親身到西南民族集團中作實地之調查研究？」現在，外國的學者卻願意「花畢生精力，冒最大危險，往我國西南邊境中，作實際考察」，並且在「歐美以至日本學術界中，確有不少專門著述」來介紹中國的少數民族。江應樑認為，「這不僅為國人極大恥辱且為民族前途極大的危機。」

鳥居龍藏的書甚至寫到，當時的中國學界對於苗族的相關研究只有傳統的《防苗備覽》、《苗族記》與《黔苗蠻記》這類談不上專業的作品，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苗族的研究是很不足的。而這種帶有嘲諷語氣的說詞，聽在一些具有國族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耳中，自然很不是滋味，即便尚不致憤怒，卻也引發許多愧疚。

除了鳥居龍藏，當時還有許多外國學者來到中國邊疆，我們都將在後續的文章中一一介紹。而在這些「老外」的刺激下，國內的學界、政界甚至新聞媒體，也發起了「往邊地去」的呼聲，一時之間，「邊疆」成為了大眾矚目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