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戰爭，一旦開啟，逃離家鄉的當地居民瞬間成難民。難民會遇到什麼困難、受到哪些傷害、世人又該如何助他們走出陰霾？聽聽過來人亦是去年BBC年度百大女力之一的哈萊姆哉怎麼說……

走過戰爭
難民心事誰人知

哈萊姆哉（Zarlasht Halaimzai）是一個專門提供難民心理支援的組織「難民創傷倡議」（Refugee Trauma Initiative，簡稱RTI）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在此之前，她曾在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工作，協助弱視兒獲得教育，並在非政府組織針對難民教育和工作提供諮詢和建議。

二○一八年，哈萊姆哉從兩萬名申請人當中脫穎而出，獲選為「歐巴馬基金會」首屆研究員之一，這是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贊助的研究計畫，每屆選出二十位全球公民創新領袖，支持其工作。去年，她成為BBC年度百大具影響力的女性之一。這一切都要源於她曾是難民的切身經歷。

流落英倫展新生

哈萊姆哉來自阿富汗，在戰火的轟隆聲中長大；「當火箭聲靠近，我們的身體就會蜷縮僵住，祖母會把我們帶到房子後面，讓我們心安。」

她的父母原本想苟且偷安，留在當地繼續發展，直到看見一顆炸彈落在街尾的麵包店，把小開炸成兩半，當老師的母親唯恐子女也遭遇不測，當機立斷，決定逃離家鄉。

離鄉的第一個晚上，是她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在此之前，她都跟祖母睡在一起；離開了讓她最有安全感的人，她感到茫然無措。那天晚上，她與家人跟著一群人睡在一間大通鋪裡；聽著母親對父親竊竊私語多時，整晚難眠，直到黎明才睡著，而這也成了她至今都還保持的睡眠模式。當時，她十一歲。

逃難當下，哈萊姆哉與家人前途未卜，卻感覺有更多的暴力事件等著他們，不僅一路上有地雷伺候，人們的敵意也如影隨形。逃難的日子，充滿不安，總覺得會有可怕的事發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同時，他們也擔心家鄉親朋好友的安危。她非常想念還在喀布爾的祖母，只能夜夜上床前為她禱告祈福。

在歷經四年的流離失所，哈萊姆哉一家人終於在英國落腳、尋求庇護，從此展開新生，只是現實跟他們所想像的不一樣。

入境隨俗不容易

有了新家後，落居人生地不熟之境，哈萊姆哉一家人仰賴母親搞定一切，包括短期內學會初淺英文應付生活所需。不過，比起與英國內政部打交道，那些生活之事都不足為道。此外，哈萊姆哉很快發現，全家人切換至「表格」模式，做任何事都需要呈上相關表格，才能辦借書證、旅遊證、預約到醫師等。而表格上還充斥著脅迫性的字眼，包括「請寫在空格裡，否則申請將駁回」。

英國內政部規定難民要充分證明「自己離鄉是迫不得已」，那種報導阿富汗、敘利亞或伊拉克居民不斷遭到襲擊的新聞還不夠，「一定要證明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而獲致這種證明往往程序冗長，歷經多年。有那麼一段日子，母親帶著哈萊姆哉和弟弟搭早班車去內政部排隊接受面試。

通常，她母親會對著玻璃窗口後方的辦事員解釋自家處境，那些人都沒什麼表情。有一次，他們被問到「為何要來英國？」，她母親愣了一下，了解到問題的急迫性便說，「因為都是上帝的土地。」說完，辦事員在他們的申請文件上做了一些註記，讓他們更忐忑不安了。

此外，在未成為英國公民前，哈萊姆哉一家人常有被人監視的錯覺，像是在超市，收銀員會瞟向他們這邊，彷彿做錯了什麼，不過語言不通也讓他們有口難言。事實上，到達英國當天，全家人在語言不通之地，一夜失語；本來很愛發表意見的弟弟變得安靜並且隨時跟在母姊身後，就怕走失了。

有時，想買某樣生活用品，全家人也要東張西望，尋找那張最和善的臉，「多數人都很漠然，完全不知道每個互動對我們這種難民家庭有多重要。」哈萊姆哉表示，「為了生存，我們不只需要說不同的語言，還要學習新的手勢、新的故事、認識當地流通的貨幣。在一個社會資本跟階級和種族息息相關的國家，學習各種社會規範，可決定生活的軌道。」

存在變得很卑微

哈萊姆哉來自一個重視公民權的家庭；雙親有著強烈的社會意識，只要看到不公不義之事，一定會積極參與解決。母親花很多時間扮演好老師的角色，當她陪著母親去做學生家庭訪問時，就會看見母親苦口婆心要家長們支持孩子的受教權。她曾經想跟母親一樣，在喀布爾開啟自己的職場生涯，當一名作家或醫師，但戰爭一來，所有夢想都停擺了，人生變得可有可無。

而所謂的新家該是一個「安全」之地，但她發現多數的事物都讓人焦慮且毫無頭緒。上學對於她這樣一個沒有傳統童年、也不懂英文的女孩來說，變得困難，包括「奇裝異服」讓她在排隊用餐時，覺得自己就像一束插在牙醫候診室的假花，讓人暫時不去注意看牙的痛苦；上科學課時，坐在教室後頭有如鴨子聽雷。哈萊姆哉和家人努力布置自己的新家，母親也總是想辦法逗樂大家，但總有一絲的感傷浮上心頭，就算努力開心過新生活，卻也無法稱心如意。

哈萊姆哉和家人所住社區多數為白人，儘管一開始沒注意，但他們不久就面對種族歧視的挑戰。第一次是有個年輕人朝著她和家人的方向吼著「巴基斯坦人」，引來他的同伴們大笑，類似的事接連發生，讓其母不知如何是好，一個友善的鄰居說只是小屁孩的無聊行徑，要他們別理會，直到有一天母女倆在街上遭人以皮帶攻擊，她當時看到母親被人鞭打，就開始大叫，結果被歹徒之友追趕，還好有警車路過看到並介入。

在警局，母女倆被詢問，歹徒們也被帶回警局偵訊，只是最後他們被從輕發落、獲釋，讓她們備感無助。回家後，哈萊姆哉回房躺在床上，想著他們的人生，終於明白當初為何父親不願離鄉背井，「在別人的地盤上就是不一樣，這跟愛國主義和效忠無關，而是待在土生土長之地，理所當然，沒人會質疑，但尋求政治庇護讓人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當時的她，對種族主義懵懵懂懂，因此也無法對所發生之事產生憎惡，只是羞愧於自己的難民身分，不知自己是否有權利要求警察的保護。

伸出援手
助難民走出創傷

身為過來人，哈萊姆哉明白難民的苦楚，了解活在不安和暴力威脅中之人即便努力走出陰影，但仍必須承受一些後果。她表示，戰爭對身心靈留下了後遺症；對難民而言，夢想已不是生財致富、去度假或是買好房。他們有個卑微卻也有些奢侈的夢想，那就是可以安心的出入公共場所、放心的把孩子送去上學。

成立組織助重生

根據哈萊姆哉的觀察，戰爭造成的內心恐懼已潛入身體裡；「三、四歲的孩子常肚子疼，難民身上總有各種難以舒緩的疼痛，而且還會噩夢連連，經歷悲傷、憤怒等各種難以承受的情緒，不免喟嘆自己為何要受此折磨。」

她進一步指出，戰爭創傷其實很要命，可能引發癌症、糖尿病、心臟疾病，不過卻是沮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心理疾病最具影響力，而全球有八千四百萬人被迫流離失所，要承受以上所說情況。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有一半以上是婦女和兒童。

有鑑於戰爭生存者要回歸正常生活，得先經過最難過、卻也最常被忽略的心理創傷這一關，哈萊姆哉在二○一六年成立非營利組織「難民創傷倡議」（後更名為Amna），協助難民重建內心安全系統。她和工作團隊創造了一個空間，可以讓人聚在一起療傷止痛。他們運用藝術、正念、舞蹈和說故事，協助難民弄清楚被迫離鄉的混亂暴力經驗。來到他們組織裡的人，不管男女和兒童，都有抒發情緒的空間，最重要的是，能與他人重新連結。

解鈴還須繫鈴人

哈萊姆哉的組織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價值取向。他們會以理解、好奇心和尊重，善待每位進到組織裡尋求協助的人，接納他們因無情暴力之事所產生的各種反應。他們相信，安全感起於社群感；「在社群裡，你會覺得有價值、有人注意，痛苦被看見、也被釋放，讓人有歸屬感。」

哈萊姆哉表示，了解暴力和衝突對個人的影響，這件事變得愈來愈重要，因為我們的世界充斥著多種慢性衝突，且似乎沒完沒了；自一九四五年起，全球就有一百五十起衝突，傷亡人員絕大多數是老百姓；因此，談論戰爭的後遺症，不能不回到事件的源頭：戰爭工業。

根據她的觀察，過去二十年來的反恐戰爭，已經釋放出一種新的暴力，讓全球三千八百萬人流離失所；戰爭演變成無人機型態，無人機讓毀滅自動化；當戰爭趨向自動化，等同將殺人的暴力行為外包給一台電腦。為此，她不禁要問，當性命的去留由機器而非人來決定時，彼此相關的全球社群又該何去何從？

鼓勵行使兩件事

哈萊姆哉認為，以目前局勢來說，儘管有些蒼涼，但也並非無望；「總有空間讓人調整軌道，邁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眼前，她覺得至少有兩樣事是每個人可以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選票去杯葛政府購買武器和無人機之舉，沒有武器和無人機，就沒有摧毀和戰爭自動化之事。第二件事就是，當一個好鄰居，對周遭的落難之人釋出善意。

關於第二件事，哈萊姆哉可以印證其有效性。她與家人曾經落腳於中亞一個貧窮社區。有一天，有個在當地教書的善心女士帶了一盒筆、彩色鉛筆、紙張和童書來敲門，問她父母可否進門陪他們。父母同意了後，從此這位老師就在放學後來拜訪。當她表達很想上學，這位老師就把她帶進自己的班上，並讓學生準備禮物送她，大夥兒還教她唱歌。

後來，哈萊姆哉跟著家人移往他鄉，再也沒見過這位老師，但老師所為已在她生命中留下一段快樂而有歸屬感的美好回憶，讓她覺得被重視且安全。直至今日，每當她感到失落，就會閉上眼睛，再次感受那段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並以此度過黑暗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