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當西方傳教士到達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時，他們除了傳教，發展教育也是主要工作之一。循道會傳教士柏格理牧師認為，有教會的地方就有學校；傳教跟發展教育對他而言是一體的兩面；也唯有透過發展教育，才能夠改變少數民族所處的困境。

我們在柏格理為苗族所編纂的《苗族原始讀本》中，可以看到柏格理把苗族的傳統文化、歷史傳說與詩歌，以及科學知識和生活常識，都編進了這本讀本中。

讀本以簡短的問答寫成，例如：「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是圓的；地球上有幾大洲？有七大洲；喝水要喝什麼樣的水？要喝沸水。」在外籍傳教士之後，本地的知識分子也接續了柏格理編纂課本的方式，透過這些教科書來傳達許多外界的知識。

例如，擔任過中學校長的苗族知識分子朱煥章，在他編寫的《滇黔苗民夜讀課本》中有一課名為〈看報〉，課文中說：「報上有國外的新聞，告訴我們世界各國的事；有國內的新聞，告訴我們本國各地的事；有農業的新聞，告訴我們農產的多少和時價的漲落；還有廣告，使我們知道買賣貨物的地方。看報的好處很多，若是要完全知道，最好自己學看報，養成看報的習慣。」藉由課文，告訴讀者讀書識字的重要性。特別是針對苗族長期以來為奴、為佃農的身分，朱煥章特別放入了〈林肯釋放奴隸〉的課文，最後說道：「朋友們！美國有釋放奴隸的林肯，中國就沒有主張釋放奴隸的人嗎？」

另一方面，教育當局在留意到邊疆教育的重要性後，也開始構思該為邊疆民族設計什麼樣的教材與教學。畢竟少數民族跟漢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因此教育政策的制訂與教材的編寫也應該要「因地制宜」。但是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整個國家陷入到一致對外的民族主義情緒裡，教育當局便將塑造國民愛國主義思想的文句，編寫進了少數民族的教科書中。

專為四川彝族（當時被稱為「夷」或是「儸儸」）編著的《邊民教育課本》中開宗明義說：「本書內容，自以發揚三民主義，激勵抗戰思想為主。」因此可以看到許多愛國思想與抗日精神的課文，例如：「夷人硬會騎馬，漢人硬會讀書，會騎馬，會讀書，打日本，硬都都」、「夷人看重家，漢人看重國，我們要愛家，更要能愛國」等。還有尊崇領導者的言語，也可見於課本當中，像是：「蔣委員長，我們領袖，聽他的話，中國有救。」

更直接的是，國家將自己的人馬以觀察員的身分，安插進少數民族的教會學校裡，藉由許多的場合，來灌輸愛國思想。像是在貴州威寧石門坎教會就先後派駐了許多的國家代表，藉由「總理紀念周」、「升降旗」、「朝會」等場合宣揚國家思想，背誦〈青年十二守則〉與〈總理遺囑〉，還有國歌、國旗與黨旗也是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漸漸的，從這些在學校受教育的地方小知識分子開始接受國家的概念，相信了「總理」與「主義」，無論是投身抗日戰爭，或是在後方參與支援前線的工作，「中華國民」的概念就這樣深植於他們的心中，在抗戰時期發揮了不少鞏固邊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