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子鈞

我真的有選擇嗎？從即將休學的日子說起！

那天，椰林大道上的天空很藍，兩旁花叢綴著幾點杜鵑殘花。我騎著車，默然地看著這一切，思索自己怎麼如此麻木，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發現這裡沒有我要的人生。同一時間，我也意識到自己把「用功讀書、考上名校」當成夢想的時刻，就是我停止追逐夢想的時刻。

二○一五年，我是一個典型的大二學生，跟多數台大經濟系的同學一樣，不知道自己為何而來，又該何去何從。貼在我身上的名校標籤，感覺上更像是協助社會人士識別我們的刻板印象，跟刻意貼著「XX級肉品」的牛肉沒什麼兩樣。

大學時期的狂歡、放逐、乾杯，只能算是肉被放在熱鍋上那嗤嗤作響的噪音。在尚不知自己是誰的前提下，我們是被社會的利刃切下來、毫無生命力的東西。

不只我們如此，這是瀰漫於一個世代的煩惱。年輕人集體抱怨世界、集體取暖成了常態。拋去求生欲望的「心靈毒雞湯」當道；鍵盤與螢幕裡，似乎存在著他人以為更真實的人生；貼在臉書上的照片，是特意彰顯Lifeisgood的虛假表象。但如果你認為年輕人沒有病識感，其實，我們打從心底對現狀感到厭倦。我們之所以說自己沒有選擇，只是因為我們深怕自己選「錯」了。

他們說我們是「厭世代」，其實，我們只是討厭自己迷失的人生罷了。但我心裡總是有股氣，憑什麼寫我人生劇本的，是父母的期待、同儕的眼光、社會的規範？如果拋開眾人的眼光來選擇，所有選擇後的「對」與「錯」，不都算是一種「前進」嗎？以後進入了社會，難道我的人生就甘於被收納進一張名片，只用短短幾行文字來解釋？決定休學的那一天，我的後背包被「休學申請書」壓得異常沉重，心卻再次感到興奮。終於，我要為自己做出選擇了。

黑暗角落 陽光女孩

寒風刺骨，天色漸暗。我站在小女孩Susmita的「家」門前，看著她從帳篷爬進爬出，展示她的上學用品。每翻出一個新玩意兒，小學三年級的她就會附贈一抹毫無保留的笑容，那是發自內心的喜悅。

在尼泊爾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往那頂亂石崗上的帳篷跑。不管離天黑的時間多近，我總會下意識地找到藉口繞過去。「我去看看家訪的義工有沒有問題」、「我順便拍些照片，等等自己回去」、「今天跟翻譯去一趟」諸如此類。

我不敢明言，在震央的日子，我需要些許陽光；而真正可以照進我內心的耀眼太陽，往往來自最深的黑洞。地震之後，Susmita的父親半身癱瘓，原本姑且稱之為「家」的地方被夷為平地；媽媽生病而且輕微失智、弟弟依然年幼。在一張撿來的帆布底下，一家人在堆滿雜物、潮溼不堪的泥土地上住了下來。這是媽媽每天為那裡的地主工作，才換取搭一頂帳篷的權利。

我彎下腰，朝帳篷裡面張望，一股臭酸味立刻撲鼻而來。看到孩子們住在不如牛舍的地方，而自己卻沒有能力做些什麼，那滋味並不好受。對於像是這樣一個二十歲的台灣學生而言，那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卻也是真實無比的世界。

Susmita有一頭捲髮，看似重重地壓在她瘦削的身體上，直到她轉身，看見她那被公認為全校最燦爛的笑容後，一切才得以獲得平衡。地震之後，她把書包掛在沒有門的帳篷外頭，每一天都穿著髒兮兮的天藍色制服，牽著弟弟的手，準時出現在學校。即使情況再糟，她仍不打算放棄自己，而我憑什麼在迷惘面前放棄自己？又憑什麼害怕迷失？

「真我」失而復得

選擇創辦遠山呼喚，並且把一個非營利組織從學生時期帶進社會，這是一段驚心動魄的過程。我一直覺得在大二那年之後，我跟我的共同創辦人Emily就已經走出了校園。很多時候，學生這個身分是塊免死金牌；但更多時候，學生身分也成為了自爆彈。「還是學生，不要來耍嘴皮子！」就算被這樣的話吼完，也只能默默忍耐。

但很快地，我們獲得了早期的成果，也稍稍掌握了社會的樣貌。大四畢業的時候，我們已不是菜鳥。我習慣穿上「創辦人」的外衣，在不同的群體之間前進；另一方面，也在痛苦的實作中學習，漸漸堆疊出了足以支撐組織的專業。久而久之，想扮演好每個角色的我，學會了在學生、NGO工作者、創辦人之間游移，卻忘記了照顧自己的本心。

如果團隊找到了穩定的模式，要不要做出八成會失敗的新嘗試？如果遇到不公平的潛規則，該不該成為黑臉、仗義執言？如果這個社會，對於公益組織創辦人已經有了理想的模板，那我還能不能做自己？

離開學校、走進社會、迎向世界，這些原先應該要分次到來的人生階段，突然像漢堡內餡一樣，被命運的巧手緊壓在一起；而我只能一口咬下，一時難以辨別箇中滋味。這時候，「真我」像從旁邊滴出來的美乃滋，沒有發揮平衡複雜口感的功用，卻徘徊在一旁漸漸乾涸。

（摘自《與其麻木前進，不如勇敢迷失》，悅知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