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趙匡胤、趙光義兩兄弟相繼擔任皇帝（北宋），有效地將過去被軍權削弱的皇權從武人手中要回來，解決了五代的政治問題。在這過程中，也就確立了宋朝「重文輕武」的立國精神，意思是這不只是官制、官職上的安排，而是一直滲透到社會底層的價值偏好。

在那個社會，一個人想要提升地位、獲得尊重，最基本的做法就是遠離軍事武力，而且離得愈遠愈好。武人的對立面是文人，所以要努力展現自己具備的文人特性，也就是要掌握或參與在宋代高度發達的文人文化。

唐代在官制上抬高文官，但在態度上並不歧視武力，不會貶抑騎馬射箭的能力，李白還曾以「劍俠」自豪，也會以詩讚詠「公孫大娘舞劍」。然而因為從唐末到五代，軍人取得了空前的地位與權力，使得宋代「矯枉必過正」，徹底貶低與武勇相關的素質，就連彰顯身體力量，到後來甚至光是彰顯身體，都被視為低下粗鄙。延續到十九世紀和西方接觸時，之所以會有「東亞病夫」的形象，其根源就在近世時期的這項根本改變上。

宋朝以降，中國社會看待人的能力與價值，也連帶變成是「重文輕武」的。會跑步、會騎馬得到的肯定，和會念書、會寫字是絕對不成比例的。為什麼那麼多人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讀書，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宋真宗語）？因為有科舉，期待藉著考試往上爬。

但看看元朝吧，科舉曾經被廢除，就算恢復了，在蒙古人的種族政策下，也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漢人能夠藉由科舉進入朝廷當官，即使那種時候，都還是很多人在讀書，以讀書作為唯一追求。再看看明朝，官吏員額有限，僧多粥少，使得科舉愈來愈難考，卻也沒有因此而減少以讀書為業的人。

「重文」的價值已經深深烙印在近世的中國文明中了。

（摘自遠流出版《不一樣的中國史8：從外放到內向，重文輕武的時代──五代十國、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