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隆

會館，是外地同鄉為了聯絡鄉誼，保障同鄉出外來到異地時，能有一個暫居、交誼、互助，以及寄託的場所，通常由同鄉官商捐資而建，在首府大城、商貿通衢，或是交通要衝設置。早年會館在海內外皆有，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在國內逐漸消失，但在海外卻仍留存，是許多同鄉親族彼此往來、聯繫的要地。以省為名的，如湖北會館、安徽會館、福建會館，以州為名的如潮州會館、嘉應會館、瓊州會館、漳泉會館等，仍多為海外同鄉組織的運作核心。

作為首都的北京，自明清以來，也有諸多相類似的會館設立，作為同鄉進京、趕考落腳的地方，不僅能為遠道而來的同鄉提供一個住居地，也能提供在京同鄉一個聯誼處所。著名的有孫中山曾經下榻過的湖廣會館，以及清末名臣李鴻章修建的安徽會館。除此之外，還有一座台灣會館，也位於北京城中。

台灣會館是由出身台灣府台灣縣的進士施士洁，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主持建立，原名全台會館，初設於北京宣武門外後鐵廠胡同二十號，因該地太偏，乃出售原址，改於前門大街大蔣家胡同置產另立，之後改稱為台灣會館。會館建立不久後，改由福建會館管理，舉凡規章、房租與錢稅都交福建會館處理。清廷在甲午戰爭敗績，簽署《馬關條約》割台，台灣會館雖仍存續，但定位變得相當曖昧。

民國之後，台灣會館在福建會館的安排下，出租營利，雖有在大陸工作與生活的台灣人，希望自福建會館手中取回台灣會館的控制權，但都沒有成功。

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台灣人惠於日軍占有平津一帶，才在日本協助下，重新取回台灣會館。出身六堆的台灣著名鄉土作家鍾理和，在一九四一年旅居北平時，便曾在台灣會館住過。而許多在北平的台灣同鄉，也多以此為活動據點。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中，日本宣布投降，基於國民政府依據《開羅宣言》、《波茲坦宣言》要收回台澎的緣故，台灣人一脫戰敗國國民身分，而成為戰勝國國民；滯留北平的台灣人迅速組織同鄉會，台灣會館成為活動的據點之一。

然而，抗戰結束不久，國共內戰迅即爆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台灣會館所處的北平落入共軍控制。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奠都北京，隨著各機構的遷入，北京的住房緊缺，各處在京會館紛紛被政府接收改為公房，台灣會館也不例外，改隸北京市民政局管轄。留在大陸的台灣人，透過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發聲，以台灣尚未統一，該處實有凝聚在陸台人之功能，要求暫緩徵用獲准，將台灣會館移交台盟管理，以租金收益資助在陸貧困台人。

文革期間，台灣會館一度遭接收改為民居，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在不斷騰退住戶之後，拆除違建，復舊重啟。而後因大江胡同（大蔣家胡同改稱）整建，拆除了部分建築，在原地修繕擴建，增加了空間的胃納，唯仍維持清末民初民居模樣，並規畫展廳與多功能廳，增加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

這座北京台灣會館，直至今日，依舊屹立，為中國大陸唯一的一座台灣會館，因為台灣的特殊存在，使這座會館得以持續服務著赴陸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