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趣聞】 台灣會館在北京

文/王文隆 |20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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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文隆

會館,是外地同鄉為了聯絡鄉誼,保障同鄉出外來到異地時,能有一個暫居、交誼、互助,以及寄託的場所,通常由同鄉官商捐資而建,在首府大城、商貿通衢,或是交通要衝設置。早年會館在海內外皆有,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在國內逐漸消失,但在海外卻仍留存,是許多同鄉親族彼此往來、聯繫的要地。以省為名的,如湖北會館、安徽會館、福建會館,以州為名的如潮州會館、嘉應會館、瓊州會館、漳泉會館等,仍多為海外同鄉組織的運作核心。

作為首都的北京,自明清以來,也有諸多相類似的會館設立,作為同鄉進京、趕考落腳的地方,不僅能為遠道而來的同鄉提供一個住居地,也能提供在京同鄉一個聯誼處所。著名的有孫中山曾經下榻過的湖廣會館,以及清末名臣李鴻章修建的安徽會館。除此之外,還有一座台灣會館,也位於北京城中。

台灣會館是由出身台灣府台灣縣的進士施士洁,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主持建立,原名全台會館,初設於北京宣武門外後鐵廠胡同二十號,因該地太偏,乃出售原址,改於前門大街大蔣家胡同置產另立,之後改稱為台灣會館。會館建立不久後,改由福建會館管理,舉凡規章、房租與錢稅都交福建會館處理。清廷在甲午戰爭敗績,簽署《馬關條約》割台,台灣會館雖仍存續,但定位變得相當曖昧。

民國之後,台灣會館在福建會館的安排下,出租營利,雖有在大陸工作與生活的台灣人,希望自福建會館手中取回台灣會館的控制權,但都沒有成功。

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台灣人惠於日軍占有平津一帶,才在日本協助下,重新取回台灣會館。出身六堆的台灣著名鄉土作家鍾理和,在一九四一年旅居北平時,便曾在台灣會館住過。而許多在北平的台灣同鄉,也多以此為活動據點。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中,日本宣布投降,基於國民政府依據《開羅宣言》、《波茲坦宣言》要收回台澎的緣故,台灣人一脫戰敗國國民身分,而成為戰勝國國民;滯留北平的台灣人迅速組織同鄉會,台灣會館成為活動的據點之一。

然而,抗戰結束不久,國共內戰迅即爆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台灣會館所處的北平落入共軍控制。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奠都北京,隨著各機構的遷入,北京的住房緊缺,各處在京會館紛紛被政府接收改為公房,台灣會館也不例外,改隸北京市民政局管轄。留在大陸的台灣人,透過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發聲,以台灣尚未統一,該處實有凝聚在陸台人之功能,要求暫緩徵用獲准,將台灣會館移交台盟管理,以租金收益資助在陸貧困台人。

文革期間,台灣會館一度遭接收改為民居,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在不斷騰退住戶之後,拆除違建,復舊重啟。而後因大江胡同(大蔣家胡同改稱)整建,拆除了部分建築,在原地修繕擴建,增加了空間的胃納,唯仍維持清末民初民居模樣,並規畫展廳與多功能廳,增加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

這座北京台灣會館,直至今日,依舊屹立,為中國大陸唯一的一座台灣會館,因為台灣的特殊存在,使這座會館得以持續服務著赴陸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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