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隆

身為出家人，亦有愛國心。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戰事爆發，中日全面戰爭於焉開啟，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於廬山發表公開電文，呼籲佛門弟子共赴國難。該電文是這麼寫的：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兇暴，克保人類和平。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日敵當前，全國人民都要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為民族生存而戰。僧侶雖入空門，仍為國民，應盡國民之義務，然恪於戒律，佛門弟子持刀械殺敵總不合宜，但如基於濟世救人，參與救護、防空等後勤工作，還可以在不違反教義的情況下，為國家民族貢獻心力。

上海僧侶投入救護事業，組織救護隊實源於兩端：一是國家動員的大背景，一是上海慈聯會的號召。

關於前者，國家在日寇威脅日近之時，於一九三六年由中央訓練總監部，令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要將僧侶納入全國動員的範圍，然僧侶的飲食習慣與宗教信念和一般人不同，一同受訓多有不便。在太虛大師的居間協調下，方使全國僧伽得以單獨受訓，不與一般兵丁混雜，在不違背佛教的宗旨下，發揮佛教積極救人救世的精神，籌訓救護、後勤的技能，促成了僧侶投身救護工作的遠因。

關於後者，上海慈聯會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基於佛教以救人救世為懷的思想指導，引領上海佛教慈善團體共同組織上海僧侶救護隊，由此前受過基礎救護訓練的僧侶共一百二十人組成，內分三大隊，分隊長、隊附、隊員概由僧侶擔任。分隊以上有總務、隊務、救護三組，各組長、幹事和分隊長亦分工詳細。出面擔任隊長的，是上海慈聯會副主席屈映光，然負實際責任的是掛名副隊長的宏明和尚。

宏明和尚俗家名楊超，曾經入伍當兵，官拜團長，對於人員調度與指揮頗有經驗，能以軍事化的管理調度和指揮僧侶救護隊。每月上海慈聯會為僧侶救護隊成員提供微薄津貼，副總隊長、組長的月薪是二十元，分隊長、總幹事都是十五元，隊附十元，隊員每人八元。

該隊隊員多為佛教知識分子，抱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壯烈意志。在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該隊救助吳淞、大場、劉行一帶戰地負傷將士及租界難民達八千二百七十二人。除了救護工作之外，他們還成立佛教醫院，收容受傷將士，也為不幸犧牲的國軍將士舉辦超薦法會。

上海淪陷之後，上海僧侶救護隊後撤，在武漢解散，然卻啟發了陪都僧侶救護隊、湖南佛教戰地掩埋隊、鎮江佛學院僧眾宣傳隊、重慶佛教徒訪問團、湖南佛教抗敵後援會，以及成都佛教會僧侶救護隊等各式僧侶救國團體，在各地紛紛成立。直到戰爭結束，世界終告和平之時，僧侶們也才伴隨著國家復員的腳步回歸原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