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賢文

七月台北，一早就是三十度。

斜穿過中山北路，我依約來到天津街上一棟老舊華廈前。按了門鈴，應門的是笑容可掬的蕭成家先生。

這棟老建築，是台灣前輩美術家陳進的家。一九八○年，因月刊專輯製作，我曾經在這裡拜訪過她三次。當腳步隨著陳進兒子蕭成家進入屋內時，四周的空氣，慢慢凝固起來。四十年過去了，這屋內的陳設竟然封存完好，如同急凍在時空膠囊中的背景。事母至孝的成家先生，守護母親故居，在陳進臥室兼畫室裡的臨窗一角，竟然還站著一隻古董梳妝台。豪華的橢圓三開鏡面，可以正面、側面、背面，面面俱到地照出人的身影，卻照不見滾滾紅塵裡的本來面目，我不禁佇立在鏡前，心生敬畏。當所有的人都說：陳進是台灣美術史上第一位女畫家，卻沒有人看見，陳進一生的繪畫創作，如同一個人孤獨的戰爭，在「殖民」與「女性」的雙重邊緣與雙重弱勢中，她是如何力爭上游、奮鬥不懈地憑藉著作品入選各種大展，去超越日本畫家、男性畫家，及男性組成的各種美術機制與審查會。

陳進進入美術史，不是因為性別，而是因為才華與努力。換言之，陳進性德中堅毅、拚搏的陽剛特質，支撐她藝術上的長征，然而，在繪畫題材、技巧與風格上，陳進卻仍依循男性主導的美術機制中，對閨秀畫者的想像，現實性地選擇美人、花卉，在她眾多看似非常女性的作品中，我們依然可以觀察到她另類的抗爭與寧靜的革命，在表面平靜無波的絹布下，爭先綻放。

陳進出生於新竹香山庄牛埔，一九二二年十五歲時，陳進入台北第三高女，受到美術老師鄉原古統的鼓勵，遂有志於繪畫創作。高中畢業後，陳進在父親支持下，赴日深造。一九二七年，啼聲初試，一鳴驚人，入選台展東洋畫，與同時入選的林玉山、郭雪湖，並稱「台展三少年」，從此以後，陳進在畫壇上，藝業日精。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間，連續十年入選台展，一九三四年，更以首位女性畫家入選第十五屆帝展。可以說，陳進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十年間，聲名鵲起，光采耀目，而十年輝煌的重要因素，是日治時期的「展」制度，不論是文展、帝展，或是台展。「展」是畫家邁向舞台的唯一階梯，每登一級，就更上層樓，可以說，陳進在「展」中成長，也在「展」中成就。

登上高樓，固然不易，維持不墜，更是挑戰。一九四五年後，日本戰敗，台灣政權再一次面臨「易主」的宿命輪迴。隨著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改弦更張的浪潮，席捲全台，在狀似寧靜的美術圈中，也吹起了水墨畫與膠彩畫的正統之爭，而此時，不到四十歲的陳進，當她的創作才要邁向真正的成熟與顛峰之際，卻冷不防地被這股藝術風向上的新政治正確迎面痛擊。往昔由各種展覽會、各種榮耀疊架而成的天梯，一夕之間崩塌破碎。陳進進入她人生中最漫長的休眠期。四十歲，她結婚，四十三歲，兒子蕭成家出生。她的題材，也走回了家庭，親人與花卉變成她婚後的主體。可以說四十以前的陳進，她以天下為家，遠征日本，轉戰各大展；而四十以後的陳進，以家為天下，回到女性角色的定義中，將天下的視角，回歸到母性的本懷。

值得觀察的是，或以為陳進的閨秀圖，表現的是端莊美的典型，然而再深一層看，或許陳進另有表述。陳進的婦女圖，不論戰前戰後，幾乎全是平面平塗，一個個像「畫屏金鷓鴣」的繡像，精美華麗。陳進製作膠彩時，先行繪製大量底圖，而後再細細描繪，並層層鋪疊膠彩顏料，一切工法如同良工巧匠，一絲不苟地執行。描摹疊套反覆，這裡沒有水墨畫的自由流淌、隨機賦形，陳進的膠彩畫是粗細均一的線條，平面構圖，沒有情緒起伏的面容，不論時尚或古典，都以大家風範的舞台身勢，排演出成一幕幕女子風景。

有趣的是，陳進的女性造型，相對於男性畫者筆下的女性造像，她的作品幾乎不會引起任何官能上的反應。在她的女性造像中，不論是大正畫家竹久夢二的嫵媚婀娜，或是她的美人畫老師鏑木清方的古典美人，此時都變成闊肩巨胸，昂首前視的女子雄兵。她們穿著時尚旗袍，吹燙流行的捲髮，如同大正、昭和時尚雜誌的婦女圖像，與《日日新報》廣告裡健朗明亮、露齒而笑的時代女性。一九六五年，陳進畫五十八歲的自己，她穿著黑色外套、內搭平領深灰上衣，頭髮梳得光潔，肘夾手袋，戴著細邊眼鏡，四十五度角，斜望出鏡。她看待自己如同一位學者，深思熟慮，她看得到的世界，比我們想像的，更遠也更深。

我以陳進家居圖的照片為底稿，畫陳進站在三面鏡的梳妝台前搽口紅，畫中的她和藹慈祥如同阿嬤，鏡中我加上一張映射出來的〈曇花〉，牆上我繪製她一九五五年重回日展的〈洞房〉。陳進在這幅畫裡，與她所創造的女性與花卉，相互映照，平行凝視，凝鑄成一個永恆延伸的三面鏡像。

一九九八年，在陳進的追思紀念冊上，她的孫子有這樣一段話追憶：「您是我的典範，引領我如何按部就班，獲得成功，即使您臥病在床，也從未懶散，仍起身畫出炫我眼目的畫作。」

典範，從來不在大展上；典範，永遠長存精神中。一個人的戰爭，比歷史上的戰役更壯闊，也更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