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蓓蓉

定居台灣多年，楊老師早已融入本地的生活圈。我們約定做相互傾聽的好姐妹，一同享受暮年的瑰麗人生。

小時候，從上海來台灣的奶奶，一字一句耐心教我說上海話，小娃兒牙牙學語容易上口，但在求學階段和職場都用不上，久久不用就不會說了；直到退休之後興起學上海話的念頭，興匆匆報名上課，讓我結交了一群新朋友。

班上同學將近十位，除了像我這種對滬語有興趣的社會人士，還有將赴上海工作的年輕人，大家都很欣賞楊老師以有趣的兒歌、分享上海電視節目等生活化的教法，課後也成立了聯絡網。可惜大家各忙各的，學員日漸減少，少到開不成課了，只有我仍堅持初衷，以一對一的方式學習。

有一天，楊老師說：「別再繳束脩了，妳有繪畫專長就教我畫畫，我們來交換學習吧！」

一對一互相學習，深入交談後我才發現，原以為楊老師是移居台灣的上海人，其實她是成長在上海的台灣人，身世曲折呢！

她原生於台北艋舺的大家庭，兄弟姐妹共有四人，但在兩歲多時，由祖母作主過繼給在上海經商膝下無子的二伯父、二伯母當女兒。她說：「我那麼小，根本啥事都不記得，大人也刻意瞞著。」直到以優異成績自上海師範畢業想繼續升大學，卻不被校方准許。

「我再三追問了解實情的戶籍人員，才得知原來我是台灣人。謝謝二伯父、二伯母一直把我當唯一的掌上明珠呵護長大，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我的養父母呢！」

在中國大陸那一段黑暗時期，楊老師教書、結婚，生育兩女。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襲捲，全家人都受到波及，身為台灣人的養父身上一直背負著「成分不良」的原罪，更被羅織「歷史反革命」的重罪。坐了冤獄二十七年後，養父雖獲平反，卻無法像部分家族獲得實質賠償，最後安息於上海家中，養母也於十七年後於安養院過世。

楊老師挺過了那段艱苦歲月，終於在大陸改革開放後聯繫上台北的親生父親，等父親幫她辦好依親的繁瑣手續隻身來台時，已近知命之年。先生暫留上海，兩女兒先後出嫁。

楊老師說，父女相見恍如隔世，但遺憾來不及見到只有三年情緣的生母，「幸好我還有機會來台和生父再續父女緣，他在我倆重逢的第二年便身故了。」

楊老師獨身定居台灣後，夜以繼日努力維持兩份工作，二十年有成，賺到一間小套房棲身，接著就把二女兒接來定居。個性保守的丈夫也曾來台居住兩年，返滬之後不幸病逝。

定居台灣多年，她早已融入本地的生活圈，以運動、旅行、畫畫、做義工來豐富自己的退休生活，優游自在，我常打趣她：「您比我們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還台灣人喔！」

在楊老師身上，我學習到絕不放棄的堅韌與膽識，我們約定做相互傾聽的好姐妹，彼此勉勵，一同享受暮年的瑰麗人生。

（本文由「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提供https://www.facebook.com/TWLA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