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潘楠慕

日本向來是國際人權組織的最大資金捐助國之一，包括資助聯合國難民署（UNHCR），但在永久安置難民方面的表現卻敬陪末座。

二○一九年，加拿大接納一萬四千多名難民；美國總統川普雖然縮減收容配額，在南方邊境對待尋求庇護者的方式也屢掀爭議，去年仍有近兩萬五千名難民在美國找到新家園。

相較之下，日本去年僅安置四十名難民，差距極為懸殊。不過，長久以來，日本慷慨的捐獻掩蓋了這個落差。

二○一八年，全球難民數攀抵空前高點時，日本減少對UNHCR的捐贈額，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及世界糧食計畫署 （WFP）的財務支持也縮減。曾經參與編列國家預算的官員表示，縮減這類支出的原因是首相安倍晉三青睞其他國際計畫，包括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全球基金會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排擠難民相關預算。

一名外務省官員說：「世界衛生組織（WHO）和UNHCR歷來是外務省預算的優先考量，如今則以全球基金會和GAVI優先。全球基金會是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發起，因此日本有義務貢獻最多資金。」

造成這個種轉變的因素是國內壓力；日本民間團體提倡並遊說國會議員對抗結核病和愛滋，促使國會議員在年度預算案中要求財政部官員支持全球基金會；相對來說，難民議題欠缺有影響力的擁護聲音；威爾遜中心區域經濟副主任後藤志保子（Shihoko Goto）說：「這個議題缺乏基層支持力量。」

隨著日本經濟陷入萎縮，預算侷限恐怕難以緩解。部分專家私底下建議，接納難民不僅有助於挽回國際聲望，也能減輕日本長期以來勞工短缺的問題。然而，日本對移民申請的嚴格管制和緩慢的作業流程，仍令人權組織氣餒。

日本法務省負責審理難民申請，官員指出，許多尋求庇護者是基於經濟因素遠走他鄉，而非因為戰爭和政治，例如日本最大宗難民來源東南亞。前UNHCR駐東京代表赫貝克（Dirk Hebecker）說：「來自印尼和菲律賓的難民，申請原因和其他地區不同。」因此，法務省積壓的兩千多份申請文件中，已把這些地區列為「較安全」國家，不予批准，已有一些難民放棄申請並返回家鄉。

日本公務員每兩年輪調一次的制度，也無助清理積壓的難民申請文件，因為難民不容易與熟悉個案的移民官員進行深入的溝通。來自奈及利亞的庇護者加布里爾表示，每隔兩年，他就得向不熟悉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的社會工作者重新解釋自己的故事。

其他難民則轉向民間團體尋求幫助，包括政府資助的難民援助總部、天主教東京國際中心（CTIC）、上智大學的難民支援團體，以及媒合難民與潛在雇主的Welgee。Welgee職涯部門經理山本菜奈（Nana Yamamoto）表示，德、法政府會向難民提供教育和財務支援，使民間團體專注於社會整合，但日本的民間團體工作龐雜，加上當局給予的資源相對較少，多數資金都用於難民的日常生活基本開銷，難以推動其他體制面的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