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一、三寶頌

六十幾年前，大陸也有佛教唱的教歌，如太虛大師作詞、弘一大師作曲的〈三寶歌〉。〈三寶歌〉一首唱完要六、七分鐘，詞義也很深，甚至是要唱「一寶」還是唱「三寶」都成了問題，因此我就希望有一首簡潔明了的〈三寶歌〉。

後來到了台灣，有了佛教歌詠隊，我也在想要有一首新的〈三寶歌〉，可是一直沒辦法完成，因為三寶是佛、法、僧，很深奧、微妙，不是幾句話就能表達，而且太虛大師、弘一大師是何等的權威，我們如何跟他的作品挑戰，所以心中一直在醞釀，遲遲未能下筆。

一直到幾年前，台南縣新營高中請我去講演，那時候坐車，在高速公路上，忽然想到〈三寶歌〉可以用現代的文辭來表達，我就把心裡所想的〈三寶歌〉念出來，請慈惠法師寫下，就是現在的〈三寶頌〉。

唱歌，尤其是佛教的梵唄，一定要經過時間醞釀，曲哼千遍，無腔自轉；文章也是，要經過聞、思、修才能進入核心。

〈三寶頌〉雖然才幾句話，但是我想它、念它有四十年的時間，每一段都有三寶。第一段，「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第二段，「您是我們的救主、您是我們的真理、您是我們的導師、您是我們的光明」；第三段，「我皈依您」就是佛寶，「我信仰您」就是法寶，「我尊敬您」就是僧寶。我覺得這三寶不好解釋，也不需要解釋，更毋須文辭來讚美他，只要皈依他、信仰他、尊敬他！

佛教的作曲家不容易有，尤其歌曲要能有宗教韻味的更是難。昨天香港的作曲比賽，要從二十首當中選出六首作品，裁判說沒辦法評判，統統都好聽，我覺得好不好聽，在於有沒有唱出宗教的韻味。例如〈甘露歌〉，有宗教的韻味，比較莊嚴。像現在，老歌比新歌好聽，流行歌在我聽來像熱門音樂，為了籌辦佛光大學，我們舉辦老歌義唱，還是有很多人要聽。

中日戰爭前，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左右，有一位黃自教授，他過去作過〈目連救母〉一曲，可惜他英年早逝，他若在世久一點就可以多做一些有宗教韻味的歌曲。弘一大師的歌曲沒有流行，因為他作的是藝術歌曲，比較流行的就是〈送別〉這一首。到了台灣，真正能作佛教歌曲的人是吳居徹居士，過去是台北工專的教授，他替我們作〈佛光山之歌〉、〈三寶頌〉，我覺得他的〈觀音靈感歌〉有佛教歌曲的意味。

我是很提倡藝術音樂的人，三十年前，佛學院曾請一位教授俞國基來上課，他希望同學們有音樂的素養，所以向我要求買一部立體聲的音響，在三十多年前，一台要五萬元以上，現在大概要一、兩百萬了。我記得依恆法師那時候還是學生，老師彈過、唱過了，問同學們哪一首曲子最好聽，依恆法師說：「停下來最好聽。」可見出家的性格，對複雜的音聲很不習慣，好像熱門音樂一樣。

佛教要有音樂的傳播，但梵唄太難學，怎樣才能大眾化？我跟簡志忠先生說，希望能夠作一些曲子，讓人在走路的時候可以不自覺地唱起來，這對弘揚佛法才有幫助。五十年來，弘法的生涯中，對推動佛教音樂比較有貢獻的是楊詠譜先生，〈西方〉的作曲者，他不是佛教徒，但他是一個很厚道的人。

我想今後大家一定要重視音樂。幾年前，巴西天主教沒落了，沒有信徒，後來有一個小學教師發心做神父，他用歌唱、手風琴，到處去唱天主教的聖詩，邊唱邊表演，現在他在巴西每一場表演都是幾萬人以上，把天主教唱到復活起來。我們佛教要能大眾化、通俗化、藝術化，對音樂重視一點，佛教未來的發展，必定不可限量。

台北市立國樂團跟著我們到世界各大洲，南征北討，把梵唄帶到世界各地，真的很感謝台北市政府、文化復興委員會的資助，國樂團的飛機票也都不要我們出。溫金龍先生二胡演奏在大陸也獲得相當的肯定，可稱為台灣國寶級的二胡高手，馬叫、牛叫、鳥叫的聲音，什麼聲音他都能拉奏出來。他在台北的表演，每分鐘是兩萬元，有價碼的。

有一次他拉《六祖壇經》的〈無相頌〉，不同凡響，後來我覺得這個人滿有善根，就想要了解他，他聽說我要請他拉二胡，他也不要收我的錢，甚至後來在金光明寺也皈依了三寶，現在在那裡成立二胡訓練班，有二十三個人接受他的訓練，他們已經做過幾次的表演，都有相當的成果。他問我可不可以有第二梯次，他要為佛光山造就一些人才，我很感謝他。他也很配合我「邊拉邊唱」的心意，用心地找出三百首佛教詩偈請大家背誦，以便將來可以唱。

二、弘法者之歌

〈弘法者之歌〉，為什麼要唱到天上去─銀河掛高空？五十年前，台灣是農業社會，所有的民眾，白天要工作，沒有周休二日，只有到晚上才有時間。但是我們也沒有地方可以去佈教，當時的警察更不允許我們到處佈教，只能趁農忙的時候，在晒穀的農場上或者在村莊佈教。那時沒有電視，也沒有廣告，更沒有貼海報，我們就用打鑼的方法：噹！噹！「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今晚幾點佛教在哪裡要佈教！」或是把放聲機架在三輪車上面，一個人坐在三輪車裡面廣播：「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那時候到處都是基督教徒，沒有人敢講自己是佛教徒，尤其蔣夫人命令各地的警察壓制佛教，不准有佛教的聲音，所以我們能有放聲機到鄉鎮大聲地叫：「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各地村莊的男女老幼都非常興奮、感動，現在想想，真是了不起！

到鄉村佈教，有些人民怕參與集會，會被警察逮捕，所以不敢來。有一次，佈教已經開始，來了好幾千人，有一個警察在下面叫我：「下來！下來！」我想，警察不能得罪，他有勢力，我就叫人先在台上唱歌，我去跟警察對話。

「解散！誰叫你在這裡集會？」

我說：「我要弘揚佛法，幫助社會、淨化人心啊！」

「你沒有申請怎麼可以隨便集眾？解散！」

「我是叫他們來聽經的，怎麼可以叫他們解散，你想要解散，你上台去說！」

當然他不敢講，怕引起眾怒。我說：「這樣好了！我上去不宣布，我講完之後自然解散。」像這一類的事情，在台灣早期的弘法佈教經常遇到。有一次到花蓮，也是用放聲機廣播，警察知道了，就要來找人，看看到底誰來講演？大家都怕警察，我是領隊，當然不能怕。

「過來！到警察局來！」

到了警察局。「誰叫你來集眾、傳教？」

我說：「沒有人叫我來，我是從台北來的，我在台北都是弘法傳教的啊！花蓮是化外之區，跟台北不一樣嗎？」

他聽到我這麼理直氣壯，「台北來的」，他也顧忌，因為台北很大，是首都，他只好跟我妥協，「你不要太遲啊！要早一點結束啊！」

我說：「當然，講太長人家也不要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