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愛倫

當她在我面前坦承她有憂鬱症時，我的心雖像遇到病友一樣的得到很有力的支持，然而，我明明聽到她心裡的吶喊與哭泣，我卻沒有回以助力……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在榮總由羅兆寶主任處理腦動脈瘤。一切平安。

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我再回到榮總進行複診。一切平安。

在病房裡跟姊姊聊天，她突然提到以前一位女醫生，也自然流露關心：「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

我這才跟著想起來這位好醫生，對姊姊脫口而出：「當時我們實在該拉她一把的。」

事隔二十年，女醫生必然已經退休了，她的名字與科別如今也實在想不起來。想謝謝她，無從找起，想關心她，也無處詢問。姊姊說：「我只記得她好瘦好瘦。」

我是病號，怎麼會有念頭去拉醫生一把呢？

這要回想到我黑洞人生的時候。

我在大小醫院看診無數，任何一科的結果都指出我有官能症狀但沒有機能病況，醫生的普遍安慰是說：「找不出問題就是最好的消息。」

遇到這位女醫生時，她翻閱一下我的病歷似乎就已經明白我的狀況，她問：「心中總是不安定？」

我簡述自己種種強迫症之類的行為，也承認陷入極大低潮……

「覺得自己是憂鬱症嗎？」她問。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二十年前，沒有醫生會對病患直接說「憂鬱症」這個醫學名詞；「給你開點鬆弛神經的藥」、「給你一點低劑量鎮靜劑」的說法，就是提醒甚或暗示你有關憂鬱症的同義語助詞。

她的直接，嚇人一跳。

看到我的猶豫，她說：「憂鬱症是很尋常的事，我也一樣有情緒不穩定狀況。」

不得了，這個霎那，我像找到失散親人，認了遠房親戚。

當一個醫生告訴你，她和你有著相同困擾的時候，你很直覺就認定她會有同理心的了解，你也相信說出自己的難受對方會懂。

再一次門診後，我和姊姊約她在醫院附近餐廳吃簡餐，她竟然接受了，但先問我：「我可以帶著我的兒子跟女兒嗎？」

吃飯時，我們很容易看出：上幼稚園大班的弟弟明顯的細心的在照顧已經上二年級的姊姊。

醫生媽咪緩緩的說：「姊姊是過動兒。弟弟很愛她，對她的照顧遠比我有效。」

整個午餐過程，都是在一種深刻的感動、懸疑的哀傷中行進。

我們的關係跟在醫院門診時的角色完全對調，我比較像一個望聞問切的傾聽者。

最後，她說：「為了這兩個孩子，我的專業進修常常被迫中斷，生活裡沒有時間維繫社交圈。我的職業更讓我的情緒陷入不可張揚的封閉，我覺得非常孤單。我在看診的時候很害怕自己會突然逃跑，逃離工作，逃離家庭，逃離人生。」

如果她是單純的單親媽媽，也許還算是一種幸運；不，她是以單親義務養育兩個孩子，至於孩子的爸爸，是另一個醫院的大夫，高收入、高知名度、高聲望，但是他從不回家，每個月分擔部分孩子生活費，並言明到十八歲為止。

她簡述一些婚姻的過程，沒有責備，沒有抱怨，軟軟的聲音裡只透露她必須把孩子照顧好。

這是怎樣傷心的境況？又是怎樣難以承受的傷心？

是過動兒孩子傷她嚴重？

還是獨自逍遙的男人傷她嚴重？

隔些時候，我們到女醫生家探望她。

她的家是日式建造房子，窗明几淨。一看就是好人家，一看就覺得是一個溫馨的家，為什麼卻布局著一個悲傷的婚姻劇情？

牆上掛著大型日曆，日曆上貼著很多小星星，只要姊姊把玩具收拾乾淨、幫媽媽收拾碗盤、偶爾保持靜坐，弟弟就會頒發一個星星貼紙給她張貼在日曆上。

兩個小孩並不識愁滋味，這是媽媽唯一的安慰吧？

再到後來，我仍如走馬燈一樣旋轉在不同的醫院看診，翻攪在自己的挫敗蒼涼中；心裡記不住事，也記不住人……

久了，自然慢慢的淡忘了這個人和這個人的故事。

這回在病房中突然想到她，心中真有一絲黯然，因為當她在我面前坦承她有憂鬱症時，我的心雖像遇到病友一樣的得到很有力的支持，然而，我明明聽到她心裡的吶喊與哭泣，我卻沒有回以助力，這真的不像我，這也說明當時我對照顧別人是何其的無能為力。

那時，我是泥菩薩過江，只能料理自己的痛。

從她接受我們的餐約，到她接受我們的拜訪，就一個醫生與病號的關係來說，她是多麼的信任我們，她是多麼需要透過傾訴來獲得擁抱，這樣的軟弱，以當時的我來看，我的理解與付出顯然是不夠的。

軟弱時的她，遇到軟弱時的我，讓我完全疏忽了與她互助的可能。

所以我說「我們該拉她一把」的時候，心裡泛溢遺憾。

二十年前的憂鬱症，是很隱祕、隱私又不便說明的身心症，現在的憂鬱症，可以得到的舒緩助力就很普遍了。

女醫生把她的家庭倫理劇展現在我面前，必然是因為劇情裡的她已經不勝負荷，我為什麼沒有多待一會兒？多陪一段時間？我那時真的沒有辦法像現在一樣──迅速理解並提供助力？

現在她好嗎？

現在妳好嗎？

我常常會預習人生的最後，也一直告訴自己在世間的得失毫無遺憾，女醫生的事突然跳出來，竟然讓我覺得「沒有拉她一把」是我的遺憾。

也許，妳現在過得很好？孩子自立？遇到良人？

我們之間有極短暫的相濡以沫，希望妳已回到陽光下。祝福。

如果你看到看懂這段往事，來找我。kao66kao66是我line的ID，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