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領完年終獎金後，又有一波換工作潮，但面對台灣長期低薪環境，再怎麼換也難以換到高薪工作，充其量只是換一個較輕鬆或有未來發展性的工作而已。

行政院在年初二就表示，中央臨時、派遣、約雇人員加薪，中央派遣人員加薪一千一百元，但以三萬元為上限，受惠者約有八千人；約雇人員則由一等調為二等，二等調為三等，加薪結果仍然僅三萬元，且只有四百多人受惠。

此一加薪動作只是把原本同工同不同酬的派遣、約聘雇人員的薪資調到較合理的待遇而已，若和做同樣工作的公務人員相比還是低薪，甚者和台灣平均薪資相比，依舊是屬於低薪工作者。

主計總處日前公布台灣上班族平均薪資為四萬零八百九十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二點五七，創下十八年來新高。但人力銀行調查結果，近九成民眾不滿意現在薪資，同時表示平均有三年沒有加薪。

其實主計總處的另一個數字才更令人憂心，去年的實質平均薪資只有三萬八千二百三十五元，比十七年前的三萬八千三百九十八元還低。換言之，面對物價上漲幅度換算，台灣平均薪資是倒退而不是成長，如果再和鄰近亞洲國家平均薪資成長幅度相比，台灣真的是低薪國家；和日韓新加坡相比，早已是四小龍之末，若再和大陸、東南亞等國家薪資成長幅度比較，台灣這十年來呈現一個薪資空轉的狀況。

若拉到求職現場，更可以發現薪資更低，根本不到三萬元，年後高雄一個徵才活動，有五十家廠商開放兩百多個職缺，起薪大都二萬五千元起，只有少數一兩個高科技工程師職缺薪資有六萬元，平均薪資也只有二萬八千元。面對這樣的低薪待遇，台灣的勞動者和上班族該何去何從？

誰該為台灣的低薪負責，政府、資方、教育還是經濟環境？從後蔣經國時代，台灣經濟已無法和鄰近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成長；相較之下，就居於劣勢，不僅已是四小龍之末，特別在大陸崛起後，台灣以往在國際經貿地位就被取代，整個經濟成長難以突破，尤其在兩岸關係時好時壞之下，更讓台灣完全處於被動，經濟無法發展，薪資何能成長。

資方老是想以最低薪資來節省成本，結果只是讓有能力的人才出走，反而難以讓資方以好人才來創造更好的盈利成長；在教育方面，幾十年來依舊無法讓所學為所用，整個大學教育和技職教育仍停在舊教育模式，大學文憑愈來愈不值錢，企業界當然只以三萬元不到的薪資來聘大學新鮮人。

台灣低薪問題，大家都知道，政府知道、資方也知道、教育界也曉得問題根源；可是年復一年，台灣只忙選舉，各政黨只想以膚淺政策、買票方式為自己鞏固政權，對需要花時間或涉及政治意識形態的改革都不願意去變革，何能翻轉台灣低薪環境呢？

政府每年調高一點最低工資，就受到依賴外勞的資方反彈，政府也只是象徵性調高，對台灣上班族薪資結構有何轉變呢？兩岸經貿關係找不到出路，南向政策又無實質效益，愈來愈經濟鎖國，老闆賺不到錢，員工自亦不能加薪。

欲求翻轉台灣低薪困境，只有擺脫選舉政治考量，專心於經濟發展，回歸到全台拚經濟的氛圍，從兩岸經貿發展的翻轉、勞資關係的翻轉和教育產學與學用模式的翻轉，或許才有機會突破低薪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