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東縣長黃健庭的住宅政策陸續結好果，卸任前啟用第一棟安居家園，只租不賣；月租四千三百元至六千元，附冷氣、沙發、熱水器、廚房，號稱「提一箱家當即可入住」。另將推出三百戶平價幸福住宅，售價比市價便宜三至四成，已有一百九十一戶簽約繳保證金。之前台東縣府已將勞工育樂中心三樓的十四間房，提供單身青年短期租住，內有雙人床、沙發、衣櫃、電視，及獨立衛浴，月租金三千元。

相對於台東，全台其他縣市人口分布、住房需求與房價、房租的對應關係更嚴峻，理應得到公部門更多重視。可是現實卻是供給面的國民住宅政策已停擺；照顧弱勢者只租不賣的社會宅，占住宅總量比還不到百分之一，且續航力遠不及同樣有高房價、住房緊張的香港、新加坡。為什麼在青年世代、絕大多數家庭，都為低收入、高房價怨聲載道的當下，民選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宅政策上竟如此淡定。

台灣在民國六、七十年代，本於三民主義、大政府精神，省及縣市級政府均設國宅局、處，主責覓地、籌錢、引進新工法建造平價住宅，開放給沒有自用宅的公教、勞工、一般受薪族申購。當年類公營事業如華航，核給員工優惠貸款，鼓勵自購民宅。清華大學自建公教住宅，讓售給符合條件的教職員工居住。連縣、市政府也自建配售式住宅，福利所屬公務員。

民國八十年代起，國防部、台灣省政府住都局、北高直轄市政府開始大批改建老舊眷村，釋出許多建地。屏東市改建眷村後的十二層國宅，曾是市區最高建築物，既更新市容，也在與民營建案競比過程中，提高品質，平抑市場房價。台北市最早啟動老舊眷村改建工程，三十年以上的這類國宅，如今已成等待都更的標的。

可惜，隨著選舉金權政治演進，無殼蝸牛所期待「廣廈千萬，大庇寒士」的思維退潮。競選公職者發表政見時雖仍關懷居住正義、住者有其屋、弱勢者租屋權益；但現實面，各級候選人都向建商勸募政治獻金。台中市建商曾告訴媒體記者，一頭牛被剝六次皮，選舉年政府辦活動要建商捧場；選戰開打，各路候選人都找金主募款，少則數十萬，多則以千萬元起跳。這些支出必定反映在成本上，墊高了購屋小民的負擔。

找建商當金主，各縣市皆然，縣市長手握都市計畫、執照審批、地目變更大權，過關有價。各地議會即將改選議長、副議長，問鼎者如何張羅費用？亦是遙指擁地養地待價而沽的建築業界。今之購屋族常慨言，所買新屋公共設施占比高，灌水虛坪多，實住面積比以前同坪數屋小很多；這類建築技術規則如何通過立法？答案就要問各黨立委選舉時的募款金主是誰？為什麼連窗戶雨遮，都列入計價坪數呢？

今之政府把住宅政策定位在照顧弱勢的社會宅上，豈不知現在年輕人月入三萬元，面對高房價，早已是弱勢得不敢成家的寒士世代。民國六、七十年代，買一輛國產中型轎車的錢，可以買到三房一廳一廚一廁的公寓；初入職場五年的年輕人就能買房成家。如今一輛國產中型轎車的價錢，連付購屋頭期款都捉襟見肘。

高房價、低薪使人愁，「廣廈千萬，大庇寒士」，應是政治工作者永不退潮的襟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