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傑瑞米．葛林 譯／林士堯

十九世紀前期，大部分的應用化學領域還能以簡易的別名來應付（例如奎寧、嗎啡與甘汞），而到了二十世紀初，石化與染料工業的發展創造了各種命名晦澀難懂的新化合物，有如一本怪獸圖集。新藥該怎麼命名成了迫切的實務、經濟與政治問題。

對於這些來自有機化學實驗室的新化合物，所有的國際會議都投入於爭論它們該怎麼命名。一八九二年的日內瓦會議，與一九三○年的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合會的列日命名原則便成功創造了化學的國際語言；然而，它們為了專一性也犧牲了實用性。

做為現代化學藥物的搖籃，瑞士與德國的化學公司為自家新產品發明了好記的商標或商品名來繞過這個問題。德國拜耳藥廠就把止咳藥命名為簡單好記的海洛英。此外，拜耳也把知名的退燒藥水楊酸命名為悅耳且帶有樂觀意味的阿斯匹靈。同樣地，在人力稍微不足的美國藥廠研究實驗室，例如派德，它們生產的合成荷爾蒙以腎上腺素為名來銷售就好多了。藥物商標簡短、悅耳、實用又好記，很適合在專一但笨重的化學語言以及臨床與藥學的實際需求之間擔任橋梁。

然而，太成功的新藥商品名反而會威脅藥廠的自身利益。在一個逐漸將複雜合成藥物融入日常生活的社會，當這些琅琅上口的稱號開始流傳時，它們時常從私人商標淪為通俗語言。就像全錄與舒潔，阿斯匹靈與腎上腺素很快就變成了醫師、藥師與病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俗名，讓拜耳與派德藥廠的經理相當苦惱。這個過程現在被稱為「商標通用化」，而從智慧財產權的觀點來看，如果把商品名視為私有財產，另外創造非專利的公用名，這樣或許就能保護商品名。

十九世紀末，藥廠已經了解為這些新化合物制定第三種命名以供大眾使用的重要性。在太過專一以致讓人無法忍受的「(5α,6α)-7,8-didehydro-4,5-epoxy-17-methylmorphinan-3,6-diol diacetate」與醒目的商品名海洛英之間，它們可以再取一或多個俗名，例如二乙醯嗎啡。在一九一七年的《與敵國貿易法》允許美國政府能獲取德國藥品專利之後，聯邦交易委員會便規定這些藥物的美國版本只能以非專利名上市。於是，拜耳的巴比妥酸衍生物魯米那被改名為苯巴比妥，佛羅拿則變成了巴比妥。二○年代，少數美國藥廠開始自願為新藥設計非專利名，而一九三八年的《聯邦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案》也規定所有藥物都要有「常用或慣用的名字」。不過，藥物俗名仍然五花八門，缺乏管理。幾乎沒有人在意藥物是如何命名，由誰命名，以及這個名字指的是什麼。藥名的公私性質互相重疊，形成了智慧財產權聲明的難解之結，例如磺胺二甲嘧啶這個藥名在四○年代的英國屬於俗名，在法國卻被當成商標……

（摘自《便宜沒好藥？一段學名藥和當代醫療的糾葛》，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系和醫學史系教授。專長為二十世紀臨床醫學、藥品、醫療技術、醫療人類學、全球醫療衛生、疾病史。研究旨趣大體上圍繞著疾病史，主要探索醫療科技如何影響世人對「何為病態、何為健康，何為異常、何為反常」的理解。

另外著有《按數字下藥》（Prescribing by Numbers: Drugs and the Definition of Disease）。目前正著手進行新計畫Medicine At a Distance，研究即時通訊技術，如何影響醫療知識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