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訥

下飛機前，胡適下意識清了清喉嚨，咳咳咳，好不容易挺過去年年初的胃潰瘍手術，避過組反對黨的傳聞，他感到異常疲累，還不確定自己能否負擔從降落開始便註定沒有空白的行程。

事實上，在一眼即瞬間的冷戰局勢下，這幾年胡適海外宣講行程也從未空白。他講民主自由，談啟蒙運動與科學革命，論中國文化的繼承與創變，向各國解釋自由中國是縫合東亞板塊的重要鈕扣。海的這一端，各報刊幾乎零時差追蹤胡適的「反共」動向，他是自由中國聲音響亮的國際代言人。

中共早就高高喊起「清算胡適主義」口號，留在中國的次子公開列舉他的罪狀，包含「美帝國主義走狗」。

另一頭，台灣島上，「自由中國」除了作為「鐵幕共匪」的反義詞，因為一本與之同名的雜誌，也逐漸成了反叛威權統治的形容詞。

中國如何能真正自由？從誰的手中爭取？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眼見統治者在言論控管上縮緊了拳頭，開始有了掙扎與懷疑。

彼時，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帶著憲法、軍隊、組織與宏大的文化傳統覆蓋上來。「台灣」的輪廓還沒被清楚描繪，隨時能被擦淡，與改寫。

關於宏大的中國文化傳統，曾經在新文化運動打破它的胡適，發展出系統性的解釋。一九二三年旅英演講上，他第一次使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為題，用西方「文藝復興」精神重新詮釋中國文化運動，把線索從「五四運動」上拉至宋明以來學術演變。接著，一九三一年，杭州太平洋國際學會；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榮譽博士頒獎；一九五六年，加里福尼亞大學；以「中國文藝復興」為題的海外演講中，胡適把中國文化史上理性面對傳統，同時解放個人於傳統束縛的運動戰線理開，解放就在傳統裡。一九五八年，他除了返台接受中研院院長，決心定居南港，也將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用中文講述這個他思量已久的問題。

大家都喊他「中國文藝復興之父」。

胡適望向窗外，又清了喉嚨，想起一九五二年降落在台灣機場，那年聲帶支撐不住密集演講與應酬而發炎。接機的是蔣經國、錢思亮、雷震等人，蔣介石設宴招待，報紙上又重新開始流行林語堂在《語絲》裡嘲笑過的作文比賽：「我的朋友胡適之」。所有人彷彿都與他熟識，所有單位都爭取他來演講，在北一女中被女學生圍住索取簽名的八卦，也馬上就盤據了新聞版面。

符號化之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胡適版本。

他自己的版本呢？十一月二十八日《自由中國》創刊三周年茶會上，胡適忍住疼痛，發表了二十分鐘的演講，強調民主政治應建立在合法批評政府之上，並再次辭去發行人一職。

事情此前其實就已觸發。一九五一年，《自由中國》刊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抨擊蔣政府，下一期又登了〈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頗有賠罪意味的文章，胡適在美國遠遠嗅到台灣言論自由緊縮，寫信辭去發行人。這一年回台，除了匿名攻擊他的《胡適與國運》小冊，掀起出版法與言論自由爭論的風波，還沒有人質疑他願意為了自由付出什麼代價。他在「中國文藝協會」將「新文化運動」正式定名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自由」仍是他的核心關懷，要求作家延續「人」的文學精神，不受政府指導；又稱讚傅斯年等人創辦的《新潮》比《新青年》更成熟。談起文學反叛，胡適眼中有光，然而，對於運動中破壞者的形象，胡適又從傳統中找回了施力點：白話文學不是他與陳獨秀獨創，是傳統民間語言的文化遺產。

巍峨中國傳統在中共政權下倒塌，又在台灣島上長起來，成為自由中國的招牌。

自由建立在破壞還是復興上？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時間拉開詮釋空間。然而，一九五七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反攻大陸問題〉，被視為煽動「兩個中國」後，自由主義者逐漸失去猶豫的時間與空間。胡適的態度與立場，在逐漸升溫的衝突中，也顯得曖昧。一九五八年《自由中國》餐會，他的嗓子不再沙啞，響響地提出政治主張：雖然雷震是條好漢，但他反對碰觸「反攻大陸」，反對「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

那一刻，他也許沒能準確預測，一九六○年雷震被捕，被迫交出十年的自由。或者，聶華苓在《三生三世》裡，對他在關鍵時刻的「鄉愿」還帶著埋怨。又或者，八月二十三日黃昏，中共砲擊金門，抨擊國民黨反攻大陸政策的輿論，正從遙遠的美國大陸發射。

一九五八年是這樣替自己收尾的：日頭壓近海面，黑夜正要仰起它素淨的臉，從廈門啟程的六萬顆砲彈轟轟地落入了台灣海峽，爬上金門小島，迅速咬開原本鎖緊國共的界線。金門島昏暗而缺氧的地道裡，詩人洛夫披上軍裝，一個字一個字從死亡裡鑿出詩句。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洛夫〈石室之死亡〉）

對於爭取自由，冷戰中張開的恐懼，與各自在未來將付出的代價，一九五八年，每個人都可能是一株焚燒的苦梨，在火光中寫下了不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