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亨嘉書法。圖/黃議震
文與圖/黃議震
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閩浙總督左宗棠於福州創辦「正誼書局」,楊浚受左宗棠之邀入局,校勘理學總集《正誼堂全書》,而籍貫福建侯官(今福州)的張亨嘉亦參與其中。
楊浚所著《冠悔堂駢體文鈔》中,有張亨嘉作序談及此罕為人知之往事:「余始識楊雪滄先生(楊浚字雪滄)於福州正誼書局中,局為閩督左文襄公重栞先賢遺書。雪滄領局事,余亦分任校勘……」(註❶),剛以縣學生鄉試中舉的張亨嘉,有幸被選拔入楊浚領局的正誼書局,專事校勘。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九月楊浚渡海赴台,作赤崁之遊。隔年,受淡水同知陳培桂聘任纂修《淡水廳志》,《廳志》修成返閩,之後講學於金門、廈門、漳州等處,而張亨嘉則離閩,「北游大梁,留滯周南」(同註❶),兩人自是多年曠不相接。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屏東發生牡丹社事件,清廷有感台灣沿海籌防、整理吏治為不可輕忽之要務,隔年,任丁日昌為福建巡撫兼船政大臣,並定福建巡撫「冬春駐台灣,夏秋駐福州」之制,以期事權統一,興利除弊,於是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秋,張亨嘉「與吳曾祺同為福建巡撫丁日昌幕僚,隨丁渡海駐台灣,巡視南北番社,教民耕種並開設義學。」(註❷)然而此時隨之渡台的張亨嘉雖為丁日昌幕僚,然心繫禮部會試,與昔日長官楊浚浮海著書,大相逕庭。
丁日昌抵台後,巡視全台,自北而南,從基隆至竹塹(新竹)、彰化、嘉義、台灣府城(台南),最南到達牡丹社事件發生地的恆春半島,並綏撫排灣族的獅頭社、龜紋社等社(今屏東縣境),並於台灣「北部試行茶葉栽種,鼓勵開採煤鐵及石油,完成台灣府城到安平與旗後間的電線,為台灣最早的自有電線。」(註❸)而張亨嘉隨行台灣南北,見聞益廣,對其往後為官治事,屢出卓見,不無影響。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八月,創設多年的北台灣重要書院──艋岬學海書院重新竣工,禮聘客居台灣的張亨嘉出任山長,肆力興學,造就人才,「淡北學者出其門者數百人」(同註❷),亦為時困禮部會試的張亨嘉,培成日後學政之路。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張亨嘉進士及第,之後歷任湖南學政、廣西鄉試正考官、入直南書房、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浙江學政,張亨嘉於教育興辦已然熟稔,且卓有建樹。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張之洞有鑒於朝廷振興學務,條緒萬端,管學大臣張百熙既主管京師大學堂,又兼管全國各省學堂事物,兼綜難周,因而上奏〈奏請專設總理學務大臣片〉:「……臣之洞與諸臣商酌,擬請於京師專科設總理學務大臣,以領轄全國學務。其京師大學堂,擬設總監督一員……則全國之學務與首善之大學,皆各有專責而成效可期矣。」(註❹)
經張百熙舉薦,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四年二月六日)朝廷任命張亨嘉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相當於今日的校長)(註❺)。光緒三十年正月,「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開始獨立運作。
據第一屆畢業生鄒樹文記述,首任總監督張亨嘉就職時,「監督與學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學生向監督作三個大揖,行謁見禮。禮畢,張監督說:『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於是全部儀式就算完了,這總共十四個字,可以說是一篇最短的演講詞。」(同註❺)
這篇精采的就職演說之後,京師大學堂也開始了巨大的改變,民國元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隨著時局的動盪,而逐漸站上時代的浪尖上,動見觀瞻,影響近代中國的命運。
子貢問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張亨嘉的十四個字,大約可以為今日大學諸生之座右銘。
註解:
❶出自張戡編《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張亨嘉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五六頁。
❷出自顧力仁主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國家圖書館出版,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初版,第四一九頁。
❸出自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八冊之施懿琳撰〈丁日昌提要〉,國立台灣文學館,二○○八年四月第一版,第三四五頁。
❹出自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一八九八~一九一一》,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三六頁。
❺同註一,第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