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議震

一年之中，總會有那麼幾次，大掃除般地整理書房，沙發、書桌四周一些隨手暫放的書籍，這時都會歸建回原來的崗位。

而書架邊陲擺放的高中畢業紀念冊，只有這時候才得以再次翻閱，高中三年的熬夜日常，與同學間苦中作樂的嬉鬧，如今想來酸、苦、甘、辛、鹹，五味具足。

餘味裡，國文課是清甜裡透著淡淡的酸澀。對自然組的我們有著些許寬容的國文老師，大概顧及數、理、化對同學的重擔，於是乎國文課本底下經常半掩的各式演算參考書，偶爾視而不見，聽任埋首。

某些時候，老師見同學過於投入國文以外的世界，便會延伸些與課文作者相關的雜談瑣聞，這時不少同學會從國文課本下方的物理或微積分演算裡，暫時回神聽講；這樣的場景大概是諸多選讀自然組同學的共同回憶。

一次國文老師在課堂上，拿著粉筆在黑板上刻鋼板般地寫下「一個茶壺該配幾個杯子？」後，開始說起辜鴻銘的軼事。

「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辜鴻銘，驚人奇論並不僅有茶壺與杯子，其「尊王」思想，亦有立場迥異的正反兩極見解。

在辜鴻銘英文名著《尊王篇》第一章標題「願為皇上、皇后而殉（Moriamur Pro Rege, Regina）」，便顯超乎尋常，從副標最末「The Empress Dowager」可知標題所指「皇后」為「皇太后」，即「慈禧皇太后」，是辜鴻銘可為之殉身的對象。辜鴻銘認為政治上要達到「良治」理想，不論東、西，都需端賴「尊王」，他的這個思想論述，讓他毀多於譽。

清王朝覆滅後，辜鴻銘依舊深信「尊王」可以濟時拯世，而宣講不斷，不論任職北大教授，抑或赴日講學，皆矢志不移。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辜鴻銘懷抱怎樣的心緒抵達台灣，我們難以得知。其旅台期間除拜會台灣總督府、台灣日日新報總社、參觀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第一中學校，及出席台北江山樓歡迎會外，還應邀數場演講，轟動一時。

其中，十二月十一日於台南公會堂演講最為盛大，據《台灣日日新報》當時報導，聽講者竟有四千人之多。

辜鴻銘在台演說，引發不同觀點的反駁，最知名的為張我軍發表於十二月十一日出刊的《台灣民報》〈歡送辜博士〉：「喧囂頗久的辜鴻銘博士，已踏入台灣之地了。各界的歡迎的熱烈，真是近來不常見的！特殊階級的歡迎不消說，就是官界也十分地表示歡迎之意……然而他這次的渡日、渡台，說是帶了一種使命，是欲在日本、台灣提倡東洋文明，鼓吹東洋精神。提倡東洋文明，鼓吹東洋精神，反過來說，便是要排斥西洋的精神、西洋的文明。而這層是我們所以不滿意他的……」。

張我軍的尖銳言論，反應了當時一部分文化人士對辜鴻銘主張的不認同，甚至譴責。

在更早的一九二一年，日本文學大家芥川龍之介曾訪問辜鴻銘，芥川在訪問記裡，白描敘事，卻刻意提及赴北京前友人瓊斯握著他的手說：「紫禁城可以不看，不可忘卻拜訪辜鴻銘。」

然訪問記中並未談論辜鴻銘及至晚年仍急欲廣傳的「尊王思想」，不知善於敘事的小說家芥川，對此鴻儒的見地是否或有疑義而有所隱蔽？甚或與張我軍的觀點有若干相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