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士榛 圖／龍應台攝影，印刻出版提供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龍應台

近年已鮮少在台灣公開演講的龍應台，近期整理過去三十年、逾七十場演講內容並集結成書《傾聽》，她表示，有感於華文世界充斥著各種高牆須穿透，尤其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倘若雙方再不互相傾聽、試著了解彼此，她直言「恐怕會出事」，而這也是民進黨上台後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卸任文化部長後，龍應台回歸作家身分，抱持對國家、社會敏銳觀察力，龍應台說：「台灣社會目前陷入一種濫情的歇斯底里，非常危險，需要冷靜下來好好思考甚麼是我們該自豪的事情，甚麼事情需要自我反省，特別是在政權轉換的關鍵時刻，台灣人應該要想想我們是否有能力從狹窄的藍綠、紅綠、統獨鴻溝中跳出來，用全球的眼光看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

龍應台感慨地指出，她每一次的演說都試圖打破華人世界之間豎立的高牆，但三十年過去了，這道牆不但沒有變得更薄，反而愈來愈厚，許多過去的提醒，現在反而成了預言，讓她「悚然一驚」。

必須回頭重讀原點

《傾聽》一書分為四大篇章：〈穿透有歌〉、〈星斗有望〉、〈泥士有根〉、〈世界有我〉。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九九年受邀在台大法學院發表的「在迷宮中仰望星斗─政治人物的人文素養」專題演講，文中龍應台以「沙漠玫瑰開放」的故事，提醒人們對於任何現象、東西、問題、人、事件，必須先認識其過去，才能知道現在代表什麼意義，也才可判斷未來，龍應台認為「不認識過去，不理解現在，就不能判斷未來，這樣的人又有什麼資格做『國家領導人』？」龍應台表示，對歷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自己回頭重讀原點，用自己現在比較成熟的、比較廣闊眼光看情勢。

書中最新一篇則是二○一六年一月於北京金融博物館書院發表的演說「一隻木頭書包」，龍應台以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說明「記憶」對一個家庭、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一隻木頭書包」是龍應台母親幼年使用的書具，一九四八年龍應台母親遠離家鄉後，外婆和母親此生無緣再相見，但龍應台的外婆在什麼都保不住的大環境下，卻抓住女兒一隻木頭「書包」，至死才鬆手。龍應台感慨萬分表示，她對外婆的一生，甚至連輪廓都不知道，「但她是我最親密的母親最親密的家人，我的記憶是徹底斷裂。」

龍應台自身的創傷，讓她更理解到，因為發生戰爭不但造成她記憶的斷裂，還有千千萬萬人在那場悲慘歷史洪流中忘了一切，龍應台表示，有些遺忘，是因為總有人設局，在那個「局」中讓你遺忘；但有些遺忘，是自己缺乏自覺而接受遺忘。龍應台的看法是，不管是哪一種遺忘，總要付出代價。因為「記憶斷裂了，一切又重頭來過，往往是災難。」

龍應台於二○一五年七月十八日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中，分享「我有記憶，所以我在」她期望香港、台灣、大陸，都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隱藏的歷史記憶，盡一切努力讓戰爭永遠不再發生。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可以將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沖破道德的水壩，把良田變成萬人塚。龍應台指出，在佛教裡，「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我們的碑又在哪裡

面對記憶，台灣也是左右為難的。龍應台想起兩年前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社區發展的一次視察行程。金瓜石小山村裡最顯著的景觀地標，就是「國際戰俘紀念碑」，一個圓錐形的碑，石牆上刻著四千多個名字，紀念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

一路陪著龍應台的兩位村民耆老，在解說礦坑的歷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裡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欲言又止。在龍應台追問下，耆老們說：「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一九四二年日人鎮壓礦區，逮捕仕紳精英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麼，我們的碑在哪裡呢？」

龍應台看見了老人心裡隱藏的創傷。文化部馬上聯繫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一九四二年金瓜石事件，並且結合地方，由鄉民自發地去進行建碑的事。這個「岩誌」在二○一四年建立。

「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龍應台說，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二○一三年，龍應台任文化部長時推出「台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蒐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影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龍應台強調，代代傳承的集體記憶，就是文化，「文化是一把鑰匙，只要有鑰匙，沒有打不開的門，穿不透的牆。」

「傾聽是建立新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二十世紀是一個開啟大傾聽的時代，倉皇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那個世紀的最深刻的胎記。龍應台語重心長指出，「記憶，是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碼。」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戰爭結束也七十年了，龍應台認為「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

「傾聽」三十年 試圖穿透高牆

由三十年來的七十餘場演講中，龍應台粹鍊出二十場文字群像。經過爬梳文理、修剪雜蕪，龍應台刪除了幾乎百分之九十的文字，留下那百分之十的文字，「傾聽」創造偌大而巨幅的思辨空間。龍應台試圖穿透高牆建立起華文世界的溝通平台。

談及《傾聽》這本書的誕生，龍應台笑說，自己其實是被出版社「逼迫」的，過程中甚至萌生放棄的念頭，數度向出版社表示不要出了，「因為太煩了！」然而時代推移至今，卻又覺得這書還真的不出不行。

「或許你會問，為什麼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整理？這太複雜了。」龍應台說，每場演講面對的聽眾不同，內容當然也會隨之調整，像是在上海面對一般大眾，以及在北京大學對學生、教授演講的內容就有所區別，因為他們的背景知識不一樣；若是談及兩岸、文化議題，台北和北京聽眾對於同一詞彙的理解也可能正好相反。

「我對來聽演講的人表達尊重的方式，就是對每一次的演講做大規模的準備功課。」因為這樣的自我要求，龍應台準備一場演講的負擔可能遠超過一篇文章的寫作，「所以我很少答應演講。三十年來，也從不曾整理過演講的文字紀錄。這本書是三十年的累積。」

「這是我三十年寫作生涯中，花最大力氣整理、過程最痛苦的一本書。」龍應台表示，沒想到完成此書之際，竟是台灣第一次政權徹底全面翻轉的時刻。或許這正是此書面世的最好時機，「此刻如果再不傾聽反省，路很難走下去。」

從為何不生氣 到永遠在生氣

三十年前龍應台出版《野火集》，當年書中被質疑「你為什麼不生氣」的台灣人，她驚訝發現，現已變成「台灣人為什麼永遠在生氣」。她感慨，這十年來，「台灣所有的語言都是激烈的語言，處處充滿激流與漩渦」。龍應台表示，深刻安靜的東西冒不出來，台灣的「牆」則是「不肯冷靜」。

自卑是台灣的另一堵「牆」，「看著中國的崛起，台灣人有普遍的自卑。」龍應台認為，我們若因看到對岸起高樓而自卑，必須先冷靜想想，「如果建設緩慢是因為人本主義，這是台灣應該自豪的部分，大陸反而要為自己缺乏人本思想的大建設感到自卑。」然而，若建設牛步是因為政黨鬥爭凌駕於理性，「那自卑是對的」。龍應台說，「我們必須傾聽自己，不要盲目自卑。」

圍繞台灣年輕人身邊的還有一道大牆──缺乏國際觀。龍應台表示，國際地位邊緣化、媒體缺乏全球視野，讓台灣人「在自我封鎖和國際封鎖中長大。」她擔憂，「小國承擔不起短視和愚昧」，愈是弱小的國小，愈需要傾聽的能力、全力「穿透」身邊的牆。

龍應台呼籲新政府必須盡力了解對岸的想法，也要讓對方了解我們。龍應台說，如今的中國大陸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全新現象」，台灣卻沒有人想要好好傾聽、了解芳鄰，「總是在藍的綠的、統的獨的打轉」。

對於台灣的年輕人，龍應台語重心長表示，由於台灣長期被國際社會封鎖，年輕人只能自力救濟，必須看得更遠，開拓國際視野。龍應台說：「年輕人的眼光要看得長遠，如果你覺得你看到的眼界在一公里外，我想說那是不夠的，你要看到十公里以外，那個九公里就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年輕人必須去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