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甲午戰敗後，台灣的傳統詩社林立，發展蓬勃，據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統計，在日據時期，台灣詩社「總數至少高達三百七十個以上」，這誠然是台灣文學發展史上未曾有的異象。

在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諭告第一號中：「台灣之教育，在於……普及國語（日語），使之具備帝國臣民應有之資質與品性。」面對新引入的官方語言，傳統漢文的存亡危機意識，大大地被激起，而間接地開啟了台灣詩社的崛起，及其曲折而富戲劇性發展的歷史脈絡。

日據時期的台北瀛社、台中櫟社、台南南社，三社鼎足而為台灣三大詩社。其中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的櫟社（註❶），一向以社會參與、政治抗日意識而執台灣騷壇牛耳。櫟社的首倡者霧峰林朝崧，以「吾學非世用，是為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吾以為幟焉。其有樂從吾游者，志吾幟。」（同註❶），以「櫟」之「棄材」以表自棄的遺民心境，以詩結社，延續一線斯文。

而一九〇六年加入櫟社的傅錫祺與一九一〇年加入櫟社的林獻堂，兩人堪稱是櫟社的靈魂人物。一九一七年傅錫祺繼賴紹堯之後，出任櫟社社長，至一九四六去世為止，近三十年的社長生涯與林獻堂相輔相成。傅錫祺因穩重、負責而深獲櫟社社員的信賴，舉凡櫟社活動聯絡、社員繳交基金的保管，皆是傅錫祺負責的要務。

生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的傅錫祺，二十二歲時考中秀才，隔年一八九四年「原擬赴福州應舉，因中日甲午戰役，官船不行，途至台北而返。割台後於潭子墘、葫蘆墩開館授徒。」（註❷）並兼任《台灣日日新報》、《每日新聞》記者、漢文主筆。而傅錫祺更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左右推薦連雅堂進入《台灣新聞社》（註❸），任該報社記者。

連雅堂於一九〇九年在林朝崧之邀下加入櫟社，是櫟社中唯一南部的社友。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日，連雅堂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中的十三則〈瑞軒詩話〉，記錄了連雅堂積極參與櫟社活動等文人雅事。一九一一年梁啟超來台，「搭船初抵基隆，連氏隨同迎接，復陪同林獻堂、甘得中，和梁啟超一行搭火車從台北到台中。」（註❹）可見連雅堂在旅食台中期間，與櫟社社友的交往甚為積極且親近。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出〈台灣阿片特許問題〉一文，「並在文前附有『附台灣通史著者連雅堂，對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一篇如左』。由於此文內容支持日本政府的鴉片特許政策，詭辯『阿片之傳入台灣，始於荷蘭人統治之時……而以台灣歷史觀之，固亦有利也。』……連氏認為台灣人之吸食鴉片人數不多，對社會不致造成妨礙，並且大談吸食鴉片者是勤勞者、進取者，而非懶惰者、退守者，因此應准予發給特許證。」（同註❹）

此論出刊後，台灣知識分子交相指責連雅堂，即便個性圓融的櫟社社長傅錫祺，也不得不面對社員要求開除連雅堂的意見，其中三月三日陳懷澄致傅錫祺明信片中抨擊連雅堂言詞激越，義憤填膺：「閱今日北報載，致意見書與報社論阿片問題，狂妄至極！我社留此冷血動物，有何益處？……請社長通達社友，發表罪狀，逐其出社，勿留汙點。」（註❺）

林獻堂在三月六日日記，則寫有開除連雅堂櫟社社員之議：「……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幼春、錫祺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余四時余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贊成。」三月八日林獻堂與林幼春致函傅錫祺，召開櫟社理事會以除名連雅堂社籍。

三月十三日的櫟社理事會議，對於此提案議而未決，會中吳子瑜認為處理此案「須要慎重」，以避免糾紛，得到林幼春、傅錫祺、王石鵬、蔡子昭四人的認同，至四月二日櫟社春季總會，便藉連雅堂「社友前後八年不出席於總會」為由，依社規第二十四條視為退社，全部與會社友一致同意。連雅堂在眾怒之下，成為第一個因氣節問題被提案檢討，而除社籍的櫟社成員。

「而連雅堂本人反應又如何？雖然未見連氏自己的說法，但若干作為亦透露出相關訊息，如他在一九三一年完成《劍花室文集》，然於一九一一年撰就的〈瑞軒詩話〉並未收入其中，以致今日重新整理出版的連雅堂全集亦漏收，其中緣由應與遭櫟社除名有關。」（註❻）

註解：

❶關於櫟社創立時間有不同說法，本文據傅鶴亭《櫟社沿革志略》，收錄林幼春〈櫟社二十年間題名碑記〉，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銀行發行，民國五十二年出版，第四十三頁。

❷出自許俊雅著《黑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東方出版中心（上海），二〇〇六年六月第一版，第一百一十七頁。

❸出自廖振富教授發表於《台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四期〈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民國一○○年十二月，第二百一十六頁。

❹同註❷之，第八十六頁。

❺出自廖振富教授發表於《台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之〈時代轉折的見證，台灣文學史的新發現──傅錫祺家藏櫟社史料的學術價值〉一文，二〇一二年九月，第七十四頁。

❻同註❷之，第九十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