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民國十三年五月，魯迅結束了暫居北京磚塔胡同的歲月，遷入親自設計改建的阜成門內西三條二十一號，剛搬家不久的魯迅，在同年九月八日的日記裡記有：「自集〈離騷〉句為聯，托喬大壯寫之。」這一年，三十三歲的喬大壯為魯迅揮就「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鴂之先鳴」，魯迅將此聯懸於書房自勵，晨夕相對。

魯迅與喬大壯的師友情誼是多重的。一則是魯迅是愛才的，一則是喬大壯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讀書時的業師許壽裳是魯迅的摯友，再以魯迅、喬大壯兩人在民國初年時同為供職教育部朋僚。但能讓識人挑剔的魯迅為自集的聯句點名書聯是不易的，可見喬大壯受魯迅之器重非同一般。

因此魯迅在日記裡，自民國三年至民國十三年的十一年間，屢屢提及喬大壯，也就順理成章了。而喬大壯在民國十六年遠赴南昌任周恩來祕書，雖說是經畢業於黃埔軍校的連襟推介，但這與魯迅的賞識而使喬大壯聲名遠播，不無關係。

民國二十四年，徐悲鴻延聘喬大壯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講授篆刻。兩年後抗日戰起，時任職國民政府實業部的喬大壯，隨國府西遷重慶，而任職軍政部的曾紹杰亦隨軍轉赴陪都，兩人結鄰而識（註❶），自此自學篆刻的曾紹杰得良師親炙，其後喬大壯疏散下鄉，曾紹杰以魚雁往返論印請益，印藝更臻可觀。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喬大壯的業師許壽裳應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抵台，七月十日被任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而陳儀、許壽裳與魯迅是有舊誼的，三人於一九○二年同年赴日，皆青春年少，同為東京日本語班的同學，又同為浙江紹興人，鄉誼且同窗，關係自非一般。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陳儀因二二八事件被撤職返回南京，五月十六日編譯館遭裁撤，許壽裳隨即轉任台灣大學任首任中文系主任。

轉至台大中文系不久的許壽裳，便聘門生喬大壯來台任教，此時的喬大壯因事已離開任教的中央大學。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喬大壯「由兒子護送，船到基隆，學校有人將他們接到台北廈門街招待所。時過中午，父子兩人，又乏又餓，便出門打算午餐，以為像在內地一樣，隨處可以找到小吃館……沒想到來到台北，竟有置身異域之感。」（註❷）

來台後的喬大壯，對國共時事的悲觀、憂憤，而陷於徬徨苦悶，難以自拔。隔年，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其業師許壽裳被戕，讓喬大壯心理處於被迫害的恐懼中。迨至三月，心裡稍稍平靜的喬大壯接任了台大中文系主任，因而搬到溫州街的宿舍，而與臺靜農的「歇腳盦」衡宇相望，稍解不安。

不久，許多故舊，在一片躁動中相繼離台，更讓隻身在台的喬大壯更加鬱結。

五月間，喬大壯忽起返回上海的念頭，臺靜農亦覺其返滬與兒女聚首，或許能拔除其於此間的無邊空虛，而贊成喬大壯返滬探親。

六月六日早已抵滬的喬大壯致函予臺靜農：「到了上海已經十日，住處僻左，宜於攝養，學期試題，已交彭君帶回……」後又來信有「徒緣衰廢，未克有終，慙疚之私，殆難言喻。」（同註❷）之句，便透露些許言外之意。

七月二日喬大壯自蘇州寄一詩作與其弟子蔣維崧，詩云：

「白劉往往敵曹劉，鄴下江東各獻酬。為此題詩真絕命，瀟瀟暮雨在蘇州。」之後，這位被唐圭璋譽之為「一代詞壇飛將」的喬大壯，被人發現自沉於蘇州平門梅村橋下。（註❸）

註解：

❶出自陳宏勉編著《二十世紀台灣書印典範——曾紹杰》之〈曾紹杰先生年表〉，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一○○年。

❷出自臺靜農著《龍坡雜文》之〈記波外翁〉一文，洪範書店出版，一九八八年。

❸出自《喬大壯印集》，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