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王雲五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是其在年屆八十九高齡「抱恙家居多暇」時，從「不下兩三千通」（註❶）往來手札中析出已故知交百家。

雖說是「百家」，細數得數，實有一百一十一家，其中有左派的章士釗與陶行知、丁文江之弟丁文淵、台大校長傅斯年、中國青年黨的左舜生、無政府主義的李煜瀛與吳稚暉、幽默大師林語堂、近代高僧太虛大師、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蔣介石侍從室的陳布雷與陳方、殷墟考古的董作賓、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參與康梁維新運動的張元濟等，其「知交」遍及左右派、在朝在野的一時俊彥。

而知交中每家收錄來函一通為多，收錄二、三通者兼有之，收錄最多為張元濟十通來函，以王雲五之「資深」出版人自編《知交手札》，每位知交手札編入數量，當不只是「以佐史實」或「書法能者」論，更應是與「知交」命題相符，以此可推論，張元濟應為王雲五已故知交百人中之最。

張元濟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壬辰科進士，甲午戰敗後，力倡改革，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維新運動時，張元濟上書論政，力陳變法不可緩，後與康有為同為光緒帝所召見，被視為維新黨人，戊戌變法失敗後，遭革職永不任用。一九○二年，張元濟入主甫成立五年的商務印書館（註❷），轉向出版事業。

迨至宣統元年（一九○九），詔赦戊戌黨獄，張元濟才得以開復功名（註❸），然經歷黨禍的張元濟，已無心於政事。

翰林出身的張元濟曾赴日考察明治維新過程，領悟國家根本改革，絕非一蹴可成，而應從文化教育著手，其維新的思想，使其有遠見地為商務印書館延請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制訂了出版計畫。張元濟所編的第一套小學教科書，定名為〈最新教科書〉，即是延聘日本學者與教育專家擔任顧問，「每成一課，必親自主持與執筆者字斟句酌，務求取才切當，淺顯易解」（同註❸）。後來商務又擴及中學、大學的全套教科書，並翻譯出版大批西方名著。

民國十年，王雲五受聘為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長，當時的商務「已成為我國出版界之首腦，每年出版書籍之種類占全國出版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全國各大城市均設有分館，並設有大型之印刷廠數間，員工約有六千餘人，成為世界三大出版家之一。」（註❹）此時加入商務的王雲五，站在堅實的基礎上大破大立，從此開始了商務現代史上的輝煌時期。

民國二十六年秋淞滬會戰，上海失守，同年商務將總管理處與編譯所遷至香港，張元濟與商務大部分董事仍留上海，張元濟與王雲五因此常有書信往來。在二○○七年，商務印書館一百一十周年慶時出版《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以紀念商務兩大巨人時，才披露兩人自民國二十六年至民國三十六年之間，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應當不少於一百三十二封，當然也包含《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中早先公開的十通信札。

此批信中言事，大多是商務印書館之公事，從中可一窺抗戰時期印書館所處戰火中之艱險，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有「此間水盡山窮，無法維持，欠同仁數十萬，必須發還，否則不堪設想，乞速設法救濟。」可見商務印書館於戰時財務之一隅。

而抗戰勝利後，張元濟雖貴為商務印書館董事，但仍生活困窘，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來函有「自日寇開衂以來，弟生計大受窘迫，小兒在新華銀行月入甚微，弟以賣文鬻字，藉作補助，初時頗思推至內地……」而請王雲五幫忙於內地重慶、成都等地，訂定潤例鬻字，以「藉維生活」。

細讀張元濟的一百三十二封信札，可知張王二人至少在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之間是相知的，雖然三十四年起張元濟親近左傾文人而與王雲五政治見解分歧日益擴大，但三十四、三十五兩年張元濟內仍有三十六通去函王雲五言事，還包含「鬻字」之事。

王雲五在晚年編選《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時，對於張元濟之評判於簡歷中有「晚節稍虧」一語，最後還是捐棄政治立場選刊十通，紀念「知交」，或許是時年八十九的王雲五對於以政治群分友誼早已厭倦。

茲錄王雲五自作刊於《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序前的長短句未定稿，或可表王雲五於友誼聚散之百感交集：

「知好百人，別後多難謀一面。音消容變，手澤還得見。如沐春風，春去歸何處？人天隔。石火光電，只空憶群彥。」

註❶出自《岫廬已故知交百家

手札》之序，民國六十五

年十月，台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

註❷出自《張元濟蔡元培來往

書信集》，一九九二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❸出自秦孝儀總編纂之《

中國近代史辭典》之「

張元濟」一條。

註❹出自王學哲編《張元濟

致王雲五的信札》，二

○○七年，台灣商務印

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