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我退役後在蓬萊出版社編書，策畫一套「古今四唱」，我用筆名「李庸」執編二本，一是古典情詩《良玉生煙》，一是現代情詩《千山急雨》。前者較為費力，我且撰長文〈美麗的哀愁——中國古典情詩的探討〉當作導論，另發表在《文壇》第二五七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我後來寫《相思千里》系列文章蓋緣於此。

前文說過，我是在《文藝月刊》之古典愛國詩專欄結束一段時間後續寫愛情詩，首篇〈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詩經．國風》的愛情表現〉，刊了二期。寫法大體上是清理出以愛情為主題的作品，在交代寫作緣由之後，便依序介紹，請看以下的幾個標題：「愛的嚮往與追求」、「青春男女的愛與恨」、「相思千萬遍」、「戰爭與愛情」、「棄婦的哀歌」，內容不外是作品的詮解，引詩後還作艱難字詞的簡單注釋。《詩經》以後寫了兩漢樂府，分析了定型的閨怨情詩〈自君之出矣〉，討論了「鴛鴦」、寄衣情境、望夫石、息夫人故事、葉上題詩、商人婦等。這些題目，其實也沒有什麼創見，但我是用詩來談情說愛，總希望能探觸社會文化背景，了解一種狀況或情境的多種文本的不同寫法。

我另在《快樂家庭》寫「古典的抒情」專欄，其實是相近的東西，寫了好多篇，各以詩句為題目，副題實指，清楚呈現探討對象，如〈韋莊哭姬的哀痛之情〉、〈梅堯臣對髮妻的深情〉、〈陸游詩中所表現的愛之痛苦〉、〈吳偉業寫卞玉京〉、〈黃仲則對年少一段戀情的追憶〉等。要寫這樣一篇夾敘夾議的專欄文章，詩人的傳記資料要找，作品集要讀，準備工作要好，說真的還頗費心力。

此後我就比較少寫古典詩方面的文章了，一方面我因編《文訊》而致使當代性逐漸強化；另一方面，博士論文已漸有一些時間上的壓力，在編輯和教學無法減量的情況下，緩急輕重如何拿捏，得其「時」便是我重要的考量了，我乃重新調整時間，希望更有效管理諸多事務。其後有幾次想重回古典詩領域，但淺嘗便止，譬如說，我有一度想好好處理晚清詩歌，才寫了兩三篇就停了，如探討龔自珍的佛教詩、劉鶚的《鐵雲詩存》、譚嗣同如何表現兄弟之情等。我還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續寫下去。

寫《相思千里》諸篇的時候，我兒時雍出生（一九八三）；第一次出版前，次子時雋出生（一九九一），當時我寫的〈後記〉中有這麼一段文字：「我妻錦郁為此書作最後一校，而此刻，她正待產中，我們以歡心等待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這樣的時候出版這樣的一本書，諸事紛陳中難掩心中的喜悅。」現在，時雍和我當年一樣，一邊讀博士班，一邊編報紙副刊；時雋已在讀碩士班。而我已常常被問及「退休了沒？」九歌出版社陳素芳總編輯和我商量再版新印此書，我認為這是一件美好之事，不假思索便應允了。

我認為這是古典文學現代化，更是知識的普及化，可以讓更多人親近古典詩歌，即便可能被認為不夠學術性，但那又有什麼關係；而愛情本就有吸引力，能以新面貌與讀者見面，當然是令人欣喜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