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權社會顯然被人類逐漸遺忘在偏遠的地區，或古老的記憶裡，「男尊女卑」是今日大多數人類社會共同的現象，台灣「波多野結衣悠遊卡事件」，未嘗不是反映人們對女性某種程度的評價。

縱使如此，二十一世紀人類對阿拉伯婦女仍格外同情，並成為每年聯合國關注的人權議題。多數人認為她們因宗教的束縛，擁有極為有限的空間，而頭巾和面紗似乎象徵著被綑綁的靈魂。

遠自十二世紀，見證阿拉伯燦爛文明餘光的阿拉伯西部哲學家伊本．魯須德，他便認為伊斯蘭文明沒落的原因，在於女人被摒棄在社會邊緣。

較令人驚訝的是，自十九世紀起，隨著阿拉伯文藝復興思潮的蔓延，阿拉伯女權運動未曾停止過，訴求的卻都是恢復伊斯蘭賦予女性的尊嚴與權利，並認為唯有伊斯蘭教育，才能讓女子兼備知識和美德。

我在目睹一場女性示威運動後，深深體會到何謂阿拉伯女權。一九九○年海灣戰爭危機時期，沙烏地阿拉伯社會開始動盪，表面上卻非常寧靜。一日首都利雅德最熱鬧的烏賴亞街上擠滿了人群，路邊停了十幾輛深色賓士車，每輛車駕駛座的車門都敞開著，駕駛都是女人，帶頭的駕駛是我們紹德國王大學的教授。

她們高喊著口號，訴求賦予女性開車的權利。她們的面紗都已摘除，頭巾卻仍然散披在頭上，露出部分的頭髮，身上雖然還是穿著「艾巴亞」黑袍，但並沒有依照習俗穿好。

我看到她們的手，不安的抓著因為沒有紮好而歪斜的頭巾，唯恐它滑落下來，仿佛那是一種罪行。她們此時正為權利而嘶聲吶喊，卻仍在乎頭巾是否戴好。

隔天報紙，除了出現宗教領袖賓巴茲的嚴厲譴責之外，還有許多女性投書者引經據典指責示威者。這些沙烏地婦女充滿自信的認為，自己在宗教保護下，享有充分的人權，無需這種異教徒式的「女權」。

參與示威者起初被學校停職，不久便又復職。她們再度蒙著面紗，穿上「艾巴亞」，依靠家裡的司機接送她們上下班，繼續她們平靜的生活。

阿拉伯文化裡，頭巾或面紗，不同於印度或其他古老民族宗教「聖婚」儀式裡的面紗，它不是隔開人與神的面紗。除了隱含地理背景因素及生活上的實際作用之外，它也是一種千年文明內化後，對禮教的執著。

《古蘭經》提及女人的服飾隔離，目的在「保護女性」：「你應當跟你的妻子、女兒和女穆民說，要用外衣遮住自己的身體，這樣最容易讓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阿拉是至赦至慈的。」面紗與頭巾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女權的象徵。

在阿拉伯世界生活裡，不難看到追求西方時尚的阿拉伯婦女，在男性出現時，慌張地尋找頭巾或面紗。在她們的潛意識裡，頭巾或面紗可以庇護她們的自尊、保護她們的身體，放開它讓身心會更不自在。

自由的真諦不過是靈魂的自在罷了。女權在虔誠的穆斯林眼裡，與世人的觀點顯然差異甚大。究竟何種模式能代表女人所嚮往的權利，顯然她們的「自在」才是重點。婦女能自在、滿足的生活在傳統禮教下，或在自己生命經驗建立的價值觀之下，也應是令人欽羨的女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