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民主國家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實施，一方面有學者專家參與，一方面有民意代表的監督，有媒體去報導評論；當「文化」確已成為公共事務，文化政策必然會在社會的需求中，經由官民的有效互動而形成，進而在施行中讓許多文化人有機會參與，感受並享受文化的美好。

台灣曾有過威權的時代，以黨領政，國家的文化事務曾由執政黨的中央文化工作會主持，軍、特系統亦有其影響性，必須等到經濟的開發到了一定的程度，政治的反對力量逐漸擴大，政府行政體系才可能應運而生文化部門，這也正是一九八○年代初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背景；但即便如此，很長的一段時間，立法院還把文化事務放在教育委員會，今天的立法院設有「文化教育委員會」，是遲至一九九八年的事了。

從文建會成立（一九八一年）、各縣市政府陸續成立文化相關局處，到文化部成立（二○一二年），台灣的文化行政體系大體完備，不管主其事者的文化思維和施政能力如何，文化作為公共事務被關切被實踐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我們都記得孔老夫子說過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寡」當然是問題，政府財政困難，分配到文化的預算不夠多，都會影響文化的發展；但「不均」會造成不平、不安，顯然更嚴重。過去長期以來，有兩個「不均」現象常被提起：一是「重北輕南」（或加上「重西輕東」），二是「重藝輕文」。如果政府在文化方面真有政策性的輕重之分，當然應該調整。

多年以前，中部地區文化界的朋友曾提出「非台北觀點」，最近幾年又有所謂「南部觀點」的出現，而且是要以此來看中央政府的文化政策。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到底有沒有一個統一的「南部觀點」？把台灣區分成北中南東，則南部之所指應該是台南、高雄和屏東，如果是更大範圍的南部，可能就要包括雲林和嘉義；每個縣市都有其特色，要找到一個統一的「南部觀點」，非常不容易。

我覺得，發展南部的在地特色，使之成為優勢，吸引世人的目光，讓外人樂於南來，旅行或居住，甚至將資產及技術移入，是最要緊的事。在文化上，自己有什麼，可以怎麼樣？以台南來說，無論舊府城，或是鹽分地帶，都有久遠且深厚的文化積累，如何在那基礎上，因地制宜，打造台南成獨一無二的歷史名城，是今天台南人責無旁貸之事。而中央政府或外地人也必須了解，台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台灣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在整個台灣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幸運地沒被怪手摧毀，使台南成為一座文化底蘊深厚的歷史城市。

我因此認為，我們要的是全台灣的「南部觀點」，而不只是南方立場。在全台的視野底下，南部在歷史進程中的文化積累，有本土草根，當然也有外來的，都是資產，加以珍惜保存並發揚，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因為文化事務確具有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