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對於非重金屬音樂的喜好者或「有點年紀」的人而言，「閃靈」（ChthoniC）樂團震耳欲聾、聲嘶力竭的表演形式及鬼氣森森的造型，實在很難讓他們產生喜歡及認同；但是，每次在媒體上，看到這個帶著濃烈台灣意識的樂團巡演於全球各大音樂祭，且屢受好評，大家又頻頻讚美這幾個「台灣囝仔」不簡單，稱閃靈是「台灣之光」。

今年八月，閃靈又有德國瓦肯（Wacken Open Air）音樂祭主舞台演出，及日本「音速」音樂祭兩大表演行程。瓦肯音樂祭每年都聚集全世界知名搖滾樂團與超過十萬名樂迷，成為近十年來搖滾樂界的經典盛會，閃靈是第一個受邀的台灣樂團；而在日本的「夏日音速」音樂祭之後，閃靈亦成為唯一登上日本三大音樂祭的台灣樂團。對於深耕國際樂壇多年的閃靈而言，此行連下兩座灘頭堡，很有更上層樓的意義。

支持奮鬥過程 才最珍貴

再次戴上近年來常被媒體使用的「台灣之光」光環，閃靈主唱Freddy（林昶佐）的心情很平靜，他笑說：「或許因台灣在國際政治上受到的待遇太差，所以大家對於台灣人在政治之外的國際曝光，都有很高期待；但國人這樣的心態，會讓很多在國際間打拚的藝人或運動員等，都背負了過重的國族期許。」

過去七年來，閃靈在國際間密集巡演，Freddy累積了許多感觸﹕「被國人高度注目的好處是，不管在哪一國巡演，遇到大小困難，當地的台灣人都會立即伸出援手，給予很多關照和協助，對於這點，我們美國的經紀人十分讚嘆，因為他不曾看過其他國家的樂團有類似待遇；但負面的影響是『壓力』，這種壓力讓當事人在表現不如預期時，不敢讓自己的國家知道。」

Freddy說：「我們一開始也是從五十人、一兩百人的小場子拚到幾萬人的音樂祭場面；在國外打拚，光榮或者虛榮，都是很大壓力。我覺得大家要支持的是『過程』，支持一個樂團或是運動員從小咖到大咖的奮鬥過程，那才最珍貴，而不是等他們已經成為明星了，再依附這些人來當『台灣之光』、來替代台灣在其他方面達不到的榮耀感。」

走出舒適圈 與市場競爭

閃靈在國際間的能見度，已是國內流行樂界的指標。每次出國，閃靈都幫好多樂團帶CD出去送人；很多樂團和音樂人，常常請教Freddy：「跨出國際要作什麼樣的準備？」Freddy說：「技術面不難，只要很勤勞地去連絡適合的唱片公司、經紀人，主動推銷自己，這種手法跟作生意差不多。」

即使技術面如此簡單，台灣有很多樂團和歌手還是不肯去做。Freddy說：「因為現在有很多人為他們鋪好去中國大陸的表演之路，有錢可賺，大多數人都趨之若鶩。目前國際間最大的音樂市場是日、美、英、法，他們都太厲害了，我們直接和他們挑戰的話，一定會感到挫折，所以大家寧願選擇較好走的路。」

如果純粹為了賺錢，台灣藝人也許並不需要歐美日市場；但Freddy認為：「如果希望音樂更好、表演更棒，那就需要跟更進步的市場競爭；舒適的生活過久了，創作的刺激感及精采度就不見了。」

關於創作，Freddy特別強調作品的本質面：「你想讓他人知道什麼？看到什麼？你有什麼可以讓別人看的？ 什麼事情是你不做出來會很痛苦的？哪些故事是你一定要講的？」Freddy的音樂作品具深厚的本土歷史文化內涵，意識型態鮮明；他亦常現身政治活動現場，因此常被批評「撈過界」。對此，他說：「純音樂或政治對我來說很難作切割，我只是不斷在思考社會的集體潛意識，以及如何面對身邊的人事物，好讓作品更好、讓周遭變得更好而已。」

不浪費生命

建立個人史識

Freddy是個很早熟的孩子，開始懂事時，他就在想：「人，到底活著要幹嘛？」

十多歲時，他看手塚治虫的漫畫《火鳥》，故事敘述人類若能喝到火鳥的血，就能長生不老。「何謂長生不老？人不可能長生不老，這代表一生能做的事很有限，活過一天就少一天！」意識到這點時，Freddy感受到巨大的驚慌；高中畢業典禮那天，他思及人生大約已耗去四分之一，大哭一場後，拋開以前作過的一些小情小愛、不痛不癢的作品，開始思考自己十八歲的生命歷史從何而來？自己和先人的關係、和周邊的人的關係是什麼？

Freddy就讀的延平中學是一所很有歷史背景的學校，曾經遭受政府白色恐怖壓迫，所以校內有些老師，除了嚴格督促學生念教科書，也很鼓勵他們多念歷史。透過閱讀，Freddy建立了個人的史識，後來更決定從自然組轉到社會組。

能追求夢想 是一種幸福

念書之餘，Freddy都在練團，老師和學長都曾規勸他，不要花太多時間在「不切實際」的事情上，他根本不聽，完全照著心意去走。為了賺生活費，Freddy曾到新北市瑞芳當捆工，也曾擔任「藥物試驗者」，但他從不覺得作音樂辛苦。

Freddy說：「我不喜歡媒體用『堅持』或『辛苦』來形容我的音樂創作路。我天生樂觀，即使在作一件大家都不看好的事，都能在過程中找到很多快樂。相較於社會上許多勞苦大眾，我是有能力追求夢想的人。我能作翻譯和捆工來維持音樂夢，有多少人作捆工只是為了生活？他們也曾有夢想，但環境讓他不得不放棄夢想。因為有這些人，我們才能實現夢想，我可以選擇作音樂，是很幸福的。」

Freddy還記得十五歲那年，在作文課寫「我的志願」時，他寫下：「我希望長大後組搖滾樂團，可以到全世界表演。」他記得這篇作文的分數，比那些寫著要當消防員和太空人的低，因為老師批評他愛作夢。

如果有時光機，今年三十八歲的Freddy會坐回去跟十五歲的自己說：「你沒有問題的，不用管老師和學長怎麼說。」

信仰達賴喇嘛 淬鍊人生智慧

Freddy覺得他目前沒有宗教上的信仰，但他信仰藏傳佛教的領袖─達賴喇嘛。目前為止，他和達賴喇嘛已有三次會面機緣，平時，他則透過臉書、著作和語錄等，在精神上追隨達賴喇嘛。 Freddy說：「達賴喇嘛背負著極其沉重的責任，不管是宗教上的使命或政治上的抗爭，但他永遠都不讓人覺得他是痛苦的、他需要幫忙；反過來，我卻常常覺得被他幫忙、被他振奮了！」

Freddy的另一個人生導師，是前「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他說：「黃昭堂先生不說教，很有幽默感，也有豁達開放的人生觀。我是他孫子輩的後學，但和他聊天很開心。我人生面臨幾個重要的決定時，都去找他參商。我覺得他和達賴喇嘛是類似的人，他們經歷過修養和淬鍊的人生智慧，可以帶領我們超越對世相的淺薄看法。我現在遇到任何挫折時，都會自我思考：如果我是達賴喇嘛、如果我是黃昭堂，我會怎麼做？」

國際特赦組織 最年輕會長

音樂人之外，Freddy還有個頭銜──「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歷來最年輕的會長。

二○○○年時，在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祭的現場，Freddy首次接觸到國際特赦組織的攤位，開始對他們的理念有基本了解。二○○七年，他加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當會員，二○一○年時，因緣際會當上會長。Freddy說：「論資歷，我還很淺，但因當時內部發生一些相持不下的情勢，我算是比較中立的人，被賦予作調和與溝通的角色。」

國際特赦組織已有五十年歷史，全球有三百萬會員，今年是台灣分會成立第二十五年。Freddy說：「我原是很急性的人，作什麼事都要很快看到成果。但在這個組織裡，最短的計畫也要兩年後才能執行，由於時間拉久，人與人的關係也變得親密。」

在這個只有付出、沒有回報的NGO組織裡，Freddy學習到很多事情，「大家都有共同的使命，理念也一致，但為什麼還是會發生爭端？過去我慣用『道理』去和人辯論，但在這裡我卻發現，每個人都有他的道理，只是我們要如何一起去做對的事情？四年任期中，我幾次出國開會，了解到很多國家都有相同的問題，也認識了很多人。在這裡學習了四年，勝過念一個學位。」

今年六月，Freddy圓滿卸下會長之職，同時也被推選為監事，關於人權的議題，關於人事的處理，未滿四十歲的他還有無限學習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