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導演魏德聖擅於說故事，他在台灣電影圈掘起的歷程，也是一則傳奇故事。魏德聖在學校念的是電機，畢業後也曾到工廠實習。但他很快就發現，鎮日和螺絲及配電線路為伍的工作並不適合他。他之所以進入電影圈，起初是因為「好奇」，後來就在這裡找到真正的熱情。

　正式拍電影之前，有十多年的時間，魏德聖一個人默默在家寫劇本，一口氣寫了三、四部，因為他認為：「現在是我最有空的時期，要先把劇本寫出來。」漫漫光年裡，相信這些劇本有朝一日會開拍的，只有他自己。

　那是魏德聖人生中的低潮時期，幸好有兩股力量支撐著他，一是家人，一是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教導我的，就是單純的『相信』。我相信上帝在一連串的不幸運之後，就會有一個大幸運給我。」魏德聖提出《傳道書》第三章第一節裡的一段經文來解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笑有時，哭有時，哀痛有時，跳舞有時…，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他說：「上帝說萬物都有它的時間，並不是叫我們什麼都不做地等待，而是邊耕耘邊等待。我在拍《賽德克．巴萊》時，這個體會特別深刻。因為我一直籌不到錢，所以先拍《海角七號》；上帝要我先在過程中得到養分，才有後面的爆發。」

　魏德聖的基督教信仰從小就建立，但信仰真正在他生命裡產生力量，是他出社會之後。每當他遭遇挫折和壓力，他會禱告。「禱告會產生安定的力量，至少能穩定我自己，讓我又回到單純的自己。因為單純的相信，會讓很多複雜的事情單純化。因為相信會成功，所以就會往前衝；愈往前衝，事情就會被衝出來！如果沒有這種單純的相信，我的電影沒有一部是可以開工的，因為每一部都是零元開工，都是邊做邊找錢。」

　電影是團隊共有的榮耀

　魏德聖監製的新片《K A N O》正在院線上映，還不到兩周，全台票房已九千萬。沒有大明星造勢，甚至起初還有人質疑，這部電影卻因在網路上佳評如潮，以及觀眾的好口碑中，產生廣大的觀影效應。《K A N O》更獲選為日本本屆大阪亞洲電影節開幕片，並將在日本上映。魏德聖日前率領導演馬志翔及片中的球員演員飛抵日本，首站就到大阪甲子園球場參觀，親身體驗劇中人當年的熱血心情。據說《K A N O》要衝到六億以上票房才能回本，目前還有一大段距離。不過魏德聖卻很淡定，他說，不管《K A N O》回不回本，下一部電影已經進入籌備，在畫氛圍圖了。

　《K A N O》雖是由馬志翔擔任導演，魏德聖擔任監製，但一般人還是把它看作魏德聖的作品。魏德聖說：「什麼頭銜我都不在意。一直以來，我都把電影當作一種詮釋故事的工具而已，我每一部電影都是團隊作品，就像棒球隊是由教練、投手、捕手及其他球員組成的，每個角色都很重要，但每個角色有缺失時，也都有人補位，不用特別去分是誰的功勞，這是一個團隊共有的榮耀。」

　不想用刻板的職銜畫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魏德聖同樣也不想以「二分法」的思維來設計他電影中的人物。他說：「我的電影人物，都不是用『好人』或『壞人』來定義。好人也有性格上的瑕疵；也沒有一個壞人認為自己很壞的呀！他一定有成為這樣一個人的因素，絕不是一出生就壞，我們要探討他為什麼會做出『壞的選擇』，可能來自他的環境和經歷。在戲劇裡，我們只能選一個成因來象徵這樣的角色，例如《賽德克．巴萊》裡引發戰事的日本警察，以及《K A N O》裡失意的日本教練。」

　放大自己才不會被瞧不起

　理工科出身的魏德聖，卻是歷史的執迷者，尤其是台灣史的研讀。他認為，歷史書多看很有用，但要注意不要愈讀心胸愈狹隘。他說：「書寫史料的人，都不曾真正經歷他寫的那個年代，連口傳歷史也常是輾轉傳述，說的是『他者』的歷史。我的電影裡，哪一部分是史實、哪一部分是戲劇效果，我當然都知道；對於大時代的氛圍，我盡量做到不美化也不醜化的地步。」

　研究了很多台灣歷史，魏德聖感觸很深。他認為：「台灣經歷那麼久的分分合合，永遠都在被政治操弄；只有回到過去才能產生反省；因為歷史不斷重演，我們經歷了日本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民進黨的分化；現在我們自己分化自己。因為我們習慣被分化，習慣選一邊站，永遠無法得到教訓。我在我的電影裡想做一點提示，但又不敢說得太明，好像變成我在做政治操弄。其實大家來看《KANO》時，可以專注在某些感動點上就好。我並沒有在暗示什麼，這是一個台

　灣的故事，這是一段台灣的歷

　史，台灣才是主體，我們

　要把自己放大，別人

　才不會瞧不起我

　們！」

　拍完下一部　再來要去遊山玩水

　想要「好好地講一個故事」，是魏德聖拍每一部電影的本意，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到《K A N O》皆如此。他最早想拍《賽德克．巴萊》，是因為霧社事件的題材極具挑戰性及延展性；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台灣值得注意的故事很多，隨緣取捨下，他挑了其中兩個，就是後來的《海角七號》和《K A N O》。魏德聖說：「我初次看到《K A N O》的故事時很驚訝，原來台灣第一支棒球隊竟然是一九三一年由日人、漢人及原住民組成的嘉義農林棒球隊。嘉農後來代表台灣參加日本第十七屆甲子園大賽且得到亞軍，之後才啟動了台灣的棒球史。我活到四十多歲，卻不知台灣的棒球是從哪裡開始的？我們說得出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是誰，卻不知道這塊土地上第一支棒球隊如何產生？這是很扯的事！」

　重覆《賽德克．巴萊》的命運，魏德聖在推出《K A N O》之初，一樣面臨了被歷史學者挑剔的情境，但他已經習以為常。「相較於《賽》片，《K A N O》的價值比較普世且聚焦，可以單純地當作一部熱血電影來看。而就像《賽》片一樣，我努力營造那個年代的情境和價值觀，讓觀眾在電影中回到過去，看見當時的環境和立場；並讓觀眾感受一下，會不會和那位歷史人物做一樣的決定？」

　面對所有評價，魏德聖說：「看電影的人總喜歡評論這部電影好不好，而非用享受的心情來看電影。其實既然大家花了錢，何不好好享受一個故事？我覺得已把最好的東西呈現在電影裡，就看觀眾要不要接受而已。」

　拍出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

　《賽》片和《K A N O》回溯的都不過是一百、九十年前的歷史事件，然而時空條件和當時的思維至今已丕變；魏德聖試圖透過影像技術，重現那個時代的氛圍，以戲劇手法揣摩人物性格和心理狀態；然而很多人卻一再以歷史尺度及文化認同的標籤來審視他的電影作品。早先魏德聖也曾焦躁不平，然而一再被質問的結果，他學會找到自己的說法，建立自我的史觀，並且能侃侃而談。他說：「我是先拍電影，才建立信念的，但也許這些信念就是我的潛意識，以前我不知道，我的信念就是台灣，我拍的就是台灣為主體的歷史。」

　習慣了「回到原點去看事件」的敘事方式，魏德聖接下來要挑戰的是四百年前、當台灣還不叫「台灣」的時代。那時鄭成功還未來，這塊土地上只有西拉雅原住民，那時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他說：「台灣有太多好故事，歷史裡有數不盡的好素材，我只是選擇我覺得有趣的來拍。很多台灣歷史，在經過了解之後，我覺得必須講出來，我希望，台灣的觀眾能認識自己的過去；我們經歷過那樣的時代，其中的好與壞都造就了現在的我們。」

　接下來拍的電影是三部曲，三部會一起拍。魏德聖說：「這部片子籌備期很長，雖然經驗多了，但很怕愈拍愈複雜。這部拍完我就不拍了，不想那麼歹命，我已經四十六歲了，在最好的年紀連續出擊之後，事情做完就好了，接下來我想去遊山玩水。」不管未來如何，魏德聖的下一個作品，依然令人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