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民國一百年）八月二十三日，行政院文建會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一場宗教界聯合慶祝國家百年的祈福活動，定名為「愛與和平」，引發我想寫一些百年來的佛教，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在此之前，國史館也希望我寫一部民國百年的記事，由於自己出生也晚，生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的我，沒有趕上民國初年，倒也恭逢建國百年的盛會，加之回憶歷史可以增加生命的長度，我便在八十五歲，時值民國百年之際，以殘障老人之身，口述這部《百年佛緣》，作為國家百年的賀禮。

誕生在戰火中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貧苦的家庭，歷經北伐、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記得母親告訴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適逢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江蘇會戰的時候，軍隊正在家門口殺人，我就哇哇落地了。

十歲那一年（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由於年幼，不懂得國家大事，也不知死亡何事，對於生死並不感到畏懼。在戰亂裡，每天跟隨許多小朋友穿梭在槍林彈雨之中，甚至觀看兩軍作戰，以數死人的屍體為遊戲。所幸，國軍和日軍知道兒童與戰爭並無關係，便任由我們在沙場上、街頭巷尾裡奔跑，彼此也相安無事。

是年冬天，日軍趁勢又在南京製造大屠殺事件。當時，在我家鄉的門口，遠遠的，就能看到南京城的上空火光沖天，頓時，把整個冬夜的雪地映得通紅。殘忍的戰爭，竟然也可以成為一幅美麗的景色。

嚴冬臘月的夜裡，在雪花飄飄之中，我肩上扛著棉被跟隨難民潮，漫無目的地向蘇北方向逃亡。「逃亡、流浪，流浪、逃亡，逃亡到哪裡？流浪到何方？」我一點兒都不知道。總之，戰爭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但經過槍砲子彈洗禮過的人生，自然別有一番體驗。

出家渴望閱讀

當時，我不但日食三餐都很困難，也沒有錢讀書，連學校都沒有看過。所幸，父母生養我一個健全的身心，賜給我福德因緣，十二歲的時候，因緣際會，我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了沙彌。

出家最初十年，我在棲霞和焦山兩地過著關閉的生活，談不上受什麼教育，只記得老師每天大聲地喊叫：「不准東張西望！」「不准講話！」「不准竄寮！」這個不准，那個不行，一天之中，除了早晚課誦以外，唯一准許的，就是搬柴運水、打掃環境、打坐參禪；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了我不看、不聽、不說的青少年時期。

不過，偶有一點時間，我還是偷偷地閱讀從南京鄉村師範學校撤退到大後方後，散落在滿街滿路上的書籍；其中，我拾到一本《精忠岳傳》，因為認不得多少字，只能似懂非懂地看著。好在幼年的時候，聽過家中長輩們經常談起岳飛和他的兒子岳雲、女婿張顯、結拜兄弟牛皋等忠義之事，心中大為佩服，也就依樣畫葫蘆效法起來，自覺人生就應該要這樣盡忠報國。

儘管寺院裡有一些沒有讀過什麼書的老師，成天只教導我們不看、不想、不說、不聽，但這並不能讓我們心悅誠服的接受；偶爾，我們還是會悄悄地看看天空的雲彩，聽聽樹上的鳥叫，感受一點外面世界的音聲色彩。

沐浴大德光輝

這樣過了多年眼不看、耳不聞的日子之後，在一九四一年左右，我終於輾轉聽到人說太虛大師在重慶弘法的訊息，耳聞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巖山主持念佛道場的情況，也得知上海圓明講堂圓瑛法師、鎮江金山寺霜亭法師、超岸寺震華法師在佛教界活動的情形。

之後，我又再從年紀較大的一些學長口中，聽到太虛大師的弟子，如：大醒、芝峰、法舫、法尊、葦舫、常惺、樂觀、會覺、塵空法師等，後來我也都有親近他們的因緣。我也獲悉許多在家居士，像楊仁山、歐陽竟無、唐大圓、呂秋逸、王濟同、虞愚、張聖慧、呂碧城、章太炎、梁啟超、康有為等大善知識的信息。另外，一些較年輕的法師，比方：竺摩、巨贊、通一、慈航法師等，往後我也有機會和他們學習。

一下子之間，這些大德、居士們都進到了我的思想、生活、心靈、腦海裡，在我心底樹立了形象，放大了光明。我沐浴在這許多善知識們為法為教的熱忱之中，也感覺到自己出家學佛，似乎時時都有諸佛菩薩、護法善友在向我招手，要我跟隨著他們的腳步向前邁進。

一九四七年，我在宜興擔任短期的國民小學校長，翌年擔任南京華藏寺住持。不久，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發生，因為不忍生靈塗炭，一介僧侶又不知如何報效國家，便想到幫忙收埋死屍、照顧傷患，為亂世做一些功德。但這個時候，忽然接獲指示，要受過訓練的人，才可以參與救護工作，訓練的地點要在台灣。不得已，我只有和年輕的老師們，如：介如、普蓮、慎如、圓湛、合塵，以及我的剃度師父志開上人，以及幾位有為的學長，像智勇、惟春、能培等人告別。忽然間，我竟也依依不捨起來了。

我在大陸沒有什麼親人，母系的親友只有幾位舅舅、舅母，由於自幼出家，疏於往來；在父系的親人，也只知道有一位姑母，動盪的時代裡，已不知流落何方，直到兩岸解凍後，才知道他們住在上海。或許是因為這樣，我對親族並無多大的思念之情，反而對佛門的法系、師長、法侶相當懷念。

戰亂不負初心

一九四九年，大批軍民紛紛渡海來台，我竟然在發生太平輪船難事件，兩千多名受難的冤魂沉入海底之後，幸運平安地抵達台灣。可以說，來到台灣初期的我，既無強近之親，亦無同參道友，靠著諸佛菩薩的加被，一切也都逢凶化吉了。

尤其，那一段苦難的歲月裡，我雖然遇上一些外緣，好比《自由青年》雜誌社社長錢江潮教授要我參與編輯、中央社希望我擔任記者等，都被我一一辭退了。為什麼？主要的就是為了「不忘初心」、「我要把一個和尚做好！」特別是在那個時候，太虛大師等許多記憶中善知識們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浮現，似乎是在告訴我：「你怎麼能捨棄當初那分『為了佛教』的發心呢？」

來台之初，人地生疏，漸漸地，我也結交了台灣佛教各縣市支會的領導人；之後，又認識了一些寺院的住持，他們在地方上都是具有一定力量的人物。同時，從外省來的許多大德，如：大醒、東初、慈航、南亭法師等，也紛紛向我招手，提出邀請，希望我能幫助他們從事佛教的工作。

就這樣，我曾為大醒法師主持過「台灣佛教講習會」，也為東初法師編輯過《人生》雜誌。而在中壢圓光寺，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這段期間，特別要感謝的是，得力於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老居士的協助，幫我報了戶口，從此，我終於能在台灣落腳弘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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