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代田野考古發掘為主，以歷史背景為輔，一本山東人直率熱情、追求真理個性，作家岳南花費八年光陰，一頭栽進中國民初兩岸知識分子的世界，梳理中國最後一批學術大師因政治變遷造成命運改變的愛恨情仇，兩岸歷史學界將這套書視為一部探討民國百年知識分子的流亡血淚史。
而他本人，也成了中國具全球影響力的當代著名作家之一。
圓圓臉、壯碩身材，一開口就是濃重的山東口音，大陸歷史作家岳南出現在台北誠品信義旗艦店，一襲中規中矩淡藍色襯衫與書店裡的雅痞年輕人形成對比。
座談會上討論的是「讀書與救國—民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感與思想流變」，讀者發問時講話速度稍快，他必須起身下台詢問主持人，請主持人重複提問為何。
大陸地域廣闊，各省方言原本不易理解，兩岸分隔超過六十年，隨著老兵凋零，山東腔的普通話已經許久未聞，在語言溝通上有那麼一點點不確定感。儘管如此，當一位中年讀者用哽咽的聲音說在台灣已經太久太久沒有聽到此類主題的講座，只見岳南顧不得自己是主講人，馬上讓出自己台上的座位，他要讓這位讀者好好訴說心聲，那一刻，彼此心靈交融勝過千言萬語。
大陸觀光客來台自由行於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跑，中國大陸北京、上海、廈門三地的旅客只要提出申請，獲得雙方當局批准，就可以自由來到台灣觀光。甫出版《南渡北歸》系列三巨著的岳南，因此踏上台灣土地。他對記者說：「之前出版社邀我來，手續太繁了，我不肯，現在自由行方便多了。」
年近五十的他對台灣深感興趣的，不是繁華的台北街頭或各式流行，一到台北，他急著造訪故宮、中研院，和傅斯年、胡適等人在台灣生活過的地方。
稱他是今之古人，一點也不為過，他花了八年時間，搜閱近千萬字珍貴資料，光是陳寅恪、胡適、傅斯年、李濟等四人的文集字數就超過兩千萬字。他重視田野調查，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甚至重走一遍這些學術大師當年走過的路，完成這一套超過一百二十萬字的巨著，這套巨著分為《南渡》、《北歸》、《傷別離》三卷，詳述民國知識分子冒著抗戰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再回歸中原，之後因政治局勢對立而各自分別的故事。完整呈現中國最後一批學術大師因政治變遷，造成命運改變的愛恨情仇，兩岸歷史學界將這套書視為一部探討民國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流亡血淚史。
目前北京中央電視台和北京大學已組成攝影製作小組，買下《南渡北歸》電視連續劇版權，正積極準備將該書內容搬上電視螢幕。
希望讀者親近歷史
令人訝異的是，岳南既非正統歷史學者，又非考古學者，只因秉持著對文化的熱愛，他多年來任勞任怨地四處奔波、採訪，甚至顧不了自己的家庭，比考古學者還更像考古學者。他的好朋友王久辛說：「他勤於筆耕的目的並非為了引人注意，而是希望讀者都能親近歷史，親近我們的祖先……，他整理史料，尋找比對線索，親臨古蹟現場，與相關的發掘人員或當地土著進行訪談，再以生動活潑的語彙、誠懇真摯的情感，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與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融進自己一本本的文學作品中。」
大陸學界對於他的作品讚譽有加，一般認為考古、歷史叢書多不可數，但能以文學筆法結合正確考古資料及歷史，岳南是第一人。而台灣最高學術殿堂中央研究院裡專門研究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史的近史所所長黃克武則稱讚他是最會說故事的人。
將歷史研究變成好看的故事是岳南的專長，但這個成果來自於他的自我要求，岳南認為，如果語言不精采，再好的題材也無法表達。因此，他注重語言的韻律美，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進自己的文學作品中，許多被歷史塵埃掩埋的人物經由他生動的筆，得以重新問世。
全心寫作不懈怠
「將這個作品看作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因為如此，我才堅持了下來。」他說。在作品未完成之前，他說有個東西一直在心中湧動著、牽掛著，甚至感覺沉重，使他不敢懈怠。
他從《水滸傳》得到靈感，比照《水滸傳》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人物出場順序，他先寫林徽因、梁思成從北京到天津，再到青島、濟南、長沙；然後寫李濟、梁思勇；再寫清華大學學者吳宓、傅斯年等，這些人聚在長沙，寫他們一起到昆明，直到最後這群大師因局勢突變，各自流落一方。
他說：「《水滸傳》中所寫的好漢是被逼上梁山的，而我所寫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因為當時外敵入侵，就轉輾到西南去了，與《水滸傳》相似的地方是，這些知識分子在李莊的時候，也住在一座山上，那座山我去了四次，比當年水泊梁山還要高，山後就是長江，因此梁思成曾說：『我們這些人都流浪江湖了』。」
與學術大師同呼吸
從敦煌石窟到漢墓，從定陵到秦兵馬俑坑……曾有人問岳南「考古」所提供的創作空間有多大？他說：「空間很大，夠寫一輩子！」而令岳南佩服的是這些他所考古的對象帶給他的心靈饗宴。
像是這一次，他就非常佩服這些民初學術大師的民族責任感與生而為人的信念，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理想與志向，這些是愛國愛民和為民族延續文化火種的心志，讓這些大師在艱苦卓絕下，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並在精神上為民族抗戰貢獻自己的能力。
岳南筆下的知識分子
口述／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
研究歷史基本上有三大類主題：一是人格研究，也就是歷史人物研究，岳南的研究屬於這一類；第二是歷史事件研究，例如義和團事件等；第三是社會或政治、思想等結構研究。我是一個專業的歷史學家，研究類別屬於第三類。對於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例如清末的梁啟超、胡適一向很感興趣，最近著手研究蔣介石與知識分子的關係。
看到岳南能夠一出手便是三大巨著，內心實在非常羨慕，我的老師曾經說過，歷史學家最重要的長處就是「會說故事」，岳南恰恰是一個說故事高手，他環繞著中國近代政治的演變，闡述知識分子身在其中的轉變。
在我個人的思想史研究中，我特別注意到傳統思維模式在近代知識分子吸收西學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學與西學之間的複雜關係。
傳統士大夫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政治統制體系，在體系內發揮修己治人的使命，就像古人范仲淹的「以天下治國為己任」的使命感。清末以後，隨著西方思想進入中國，尤其清末的最後十年，傳統士大夫開始面臨轉型。
之所以面臨轉型，主要原因是「廢科舉、興學堂」，也因此產生三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第一代傳統士大夫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面對西力入侵，發起自強運動。第二代是因新式學堂興起，造就了介於新舊勢力之間的知識分子，例如梁啟超，擁有舊時代的功名，卻又接受新時代的知識薰習。第三代是出國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學生或受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例如嚴復、胡適等人，這些人影響中國近代史非常重大。
新舊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在於新知識分子失去制度性的管道進入統治階層。在社會上變成沒有根基的一群人。
中國傳統科舉和家族勢力是結合為一體的，在大家庭經濟、宗族勢力的支持，包括知識上累積，才有辦法考上科舉，寒窗苦讀其實是少之又少。
廢除科舉等於切斷了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連帶關係，此時知識分子想要對社會發揮影響力，必須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這就是岳南研究的重點與主題。除此之外，也必須透過大眾媒體，才能發揮影響力，例如書籍的出版。
當年兩股政治勢力到了水火不容地步，知識分子是無法置身事外的，而且若不依附於政黨，無法發揮影響力。正如岳南在《南渡北歸》系列最後一卷《南渡》與《傷別離》書中寫道，中國知識分子在兩岸分治中，遭遇到「左右夾擊」，擁有左翼思想的歷經台灣白色恐怖；擁有右翼思想、對國民黨有好感的人在大陸遭遇整肅。
想一想，這是多麼大的歷史無奈，換作是現代，「左右夾擊」將變身為「左右逢源」。而岳南對於這些學術大師的描寫深刻入裡，真的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力。
小檔案
岳南，一九六二年生，山東諸城人，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研究生班，獲文學碩士學位。目前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北京。
自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關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並著重於中央研究院、中國營造學社、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著名學府中，人文知識分子在學術精神及人生歷程的研究。
著有以知識分子人生命運、情感歷程、學術精神與成就為主體脈絡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們那一代文化名人》、《從蔡元培到胡適》、《陳寅恪與傅斯年》、《之後再無大師》等紀實文學十部。並著有考古、歷史題材紀實文學作品《復活的軍團》、《風雪定陵》（合著）、《千古學案》、《尋找「北京人」》等十二部著作。其中《風雪定陵》、《千古學案》等十餘部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義、日、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銷量已達數百萬冊，為中國具全球影響力的當代著名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