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宋神宗熙寧七年（一○七四）夏，天大旱，流民扶老攜幼堵死了道路，很多人缺吃少穿、瘦弱不堪，甚至用草根木實充飢。不僅如此，有些人因為向官府借貸無法償還，不僅要戴上枷鎖，甚至被拆去房屋。

擔任京城安上門監門小吏的鄭俠，知道宰相王安石聽不進諫言，便畫下了他所看到的悲慘情境，試圖上奏皇帝。然而，他的奏疏沒有被接納，鄭俠只好假稱有緊急的機密邊防情報，直接送到銀台司（樞密院的下屬機構）呈給宋神宗。

鄭俠快馬送達的畫卷，就是讓他流芳百世的〈流民圖〉，而一同送達銀台司的，還有與之相關的〈論新法進流民圖疏〉。顧名思義，這幅〈流民圖〉與〈論新法進流民圖疏〉互為表裡，皆是反映災情以及對王安石新法的批評意見。

在這分奏疏中，鄭俠痛陳從去年秋天直到今夏的旱情有多嚴重、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有多巨大，老百姓因此受到何等的生命威脅，進而希望宋神宗開倉賑濟，救百姓於水火，並停止執行導致民不聊生的新法。奏疏最後，鄭俠還表示：「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鄭俠為了拯救深陷於水火中的災民，真的是豁出去了！

首先，他不走正常管道，而是通過「謊報軍情」的方式，把〈流民圖〉與〈論新法進流民圖疏〉送到宋神宗手上，「欺君」已是天大的罪過；此外，他還建議皇帝停止實施新法──這可是當朝宰相王安石著力推行，並得到宋神宗高度認可的基本國策。這樣的建議，無論對王安石還是宋神宗來說，都有自我否定的意味。所以一般來說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不要說充耳不聞，提出建議的人甚至可能因此受到非難。

對鄭俠來說，奉上這樣的奏疏，還有另外一難──王安石對他是有知遇之恩的。

鄭俠的父親，本來不過是江寧（今南京市）酒稅監，加上子女眾多，所以鄭家的生活相對清貧，唯一的出路就是苦讀，通過科舉入仕。當時，王安石恰好擔任江寧知府，聽說鄭俠很有才，不僅予以肯定鼓勵，還派了自己的一名學生到清涼寺陪伴鄭俠讀書。

而在鄭俠高中進士後，已經成為宰相的王安石又提拔他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司法參軍，主管光州的民、刑事案件；且光州所有疑案，一經鄭俠審訊上報，王安石皆按照他的要求給予批覆。這樣看來，王安石是不是對鄭俠真的很不錯？

假如鄭俠能夠珍惜這分提攜的情誼，更加尊重並維護王安石，是有可能在官場上爬升更快的。事實上，鄭俠卸任光州司法參軍一職後，王安石曾經想提拔他為京官；然而，因為對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有自己的看法，鄭俠最終以不熟悉相關法律婉辭了。兩人之間的關係，也從此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麼看來，在很多人眼裡，鄭俠根本就是個榆木腦袋？但對鄭俠來說，他作為朝廷命官，官階雖低，忠君與愛民之心是斷斷不能少的。王安石確實對他有恩，可國家的利益、百姓的禍福，無疑要比這些更加重要。

為了朝廷、為了百姓，鄭俠不只棄王安石的恩情不顧，更可能給自己帶來大麻煩，甚至是要掉腦袋的──假如不是他奉上〈流民圖〉與〈論新法進流民圖疏〉三天後，果然天降大雨，恐怕他還真的會因為欺君之罪被斬首於宣德門外！也因此，後來朝中有人試圖羅織罪名致鄭俠於死地時，宋神宗說：「俠（鄭俠）所言非為身（自己）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鄭俠才因此逃過一劫。

當然，不同於朝廷官員，老百姓對鄭俠又是另一種反應。當他被貶至英州時，只能住在一棟快要倒塌的僧屋中，當地百姓不分貧富貴賤，皆十分欽敬鄭俠，不但幫忙改建屋舍，更讓子弟跟隨他讀書。在我看來，正應了一句話：老百姓心裡有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