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崇玲

耶誕節期下課回家，孩子們會跟父母親說些什麼？

八歲的維吉妮雅因為同學們說沒有耶誕老人感到困惑，爸爸鼓勵她寫信給報社，《紐約太陽報》主編在社論中回應：「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是無論小孩或大人都看不見的那些……耶誕老人的存在就像愛、慷慨和誠實一樣確實。」很喜歡這個故事，小孩可愛、爸爸可愛，主編更可愛！

我以為西方社會「務虛」的故事比較多，「務實」的華人社會講的則是不同版本的故事。看完徐則臣的《耶路撒冷》，更落實了這樣的想法。

儘管作者藉著「耶路撒冷」這個詞彙，來表達「一個抽象的、有著高度象徵意味的精神寓所……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姑不論書中的聲色酒肉、政治權勢等等有多「實」，單單說書中的信仰，少了神性的啟示與超越性，只能看到以人性為尊的宗教本質，仍是非常典型的華人宗教觀。

然而，《耶路撒冷》就完全沒有神聖性嗎？

聖城「耶路撒冷」之所以神聖，就因為它是神所選擇的定居之所──聖殿所在之處；是耶穌完成救贖之恩、未來列國敬拜的聖地；末世時，更有那座不再有死亡、悲哀、哭號、疼痛的新耶路撒冷。

作品中與「耶路撒冷」相對的，是縈繞在眾人物記憶與夢中的「花街」──既是頑童成長的故鄉，也是尋歡客的溫柔鄉。花街上，屹立著脆弱破舊的斜教堂與簇新的「翠寶寶紀念館」，翠寶寶是政治人物為促進觀光而虛構出來的，作者藉著秦環這個實存人物與之對比。

假翠寶寶與傳教士談哲理，真秦環則是聽了沙教士傳講耶穌寬恕行淫婦人之事而挺過文革，不管批鬥和遊街的花樣有多少，她從來沒有服過軟，並從此展開一個人的宗教。

作者說她「把自己的調子壓到最低」，儘管「是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戰爭，但她毫無喧囂和敵意，只有沉默與虔敬。她事奉自己的主。她的所有信仰僅僅源於一種忠誠和淡出生活的信念，歸於平常，歸於平靜。她帶著老花鏡，從目不識丁開始，到死之前幾無障礙地通讀了殘存的《聖經》數十次。她也許甚至都沒想過要把這部書徹底弄懂，她只要安妥與篤定。」徐則臣充滿力道地描繪出信仰落實於生命的深刻。

不只秦環後半生守護斜教堂，小說中一幫童年好友最後也出錢出力維修斜教堂。雖然主要原因不是信仰，但是他們通過內心的自我拷問，勇敢直面天賜之死，以善行來彌補內心的虧欠。整修花街的基金，就像是他們為當年無知之過所獻上的贖罪祭。

「耶路撒冷」若缺乏神聖性，就無法從世界中分別出來，只能像小說所寫的，除了石頭還是石頭。徐則臣有意聖化「花街」，藉著秦環眼中「比四條街上任何一間房子都正，一點都不歪」的斜教堂，讓這個平凡又汙穢的地方從世俗脫穎而出，成為人性的救贖之處。

「將信仰給日常化，像水溶於水，進入到最平常的悲歡與哀樂中」是作者的期待，這當然是信仰的精神之一。不過，藉著贖罪與善行修葺的斜教堂，儘管有形有體，裡面仍是一片空蕩蕩，外在的善行真能夠取代信仰的內涵嗎？這不禁又讓我們回到原來的命題：「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卻是永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