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勞動部最低工資審議會拍板，今年起最低工資調升至月薪二萬九千五百元、時薪一百九十六元，調幅百分之三點一八。自二○一七年以來，基本工資已連續第十年調漲，累計漲幅高達百分之四十七點四，每年受惠人數動輒逾二百萬人。單從數字來看，這似乎是一項「照顧勞工」的成功政策，也常被執政黨拿來做為政績宣傳。然而，若跳脫統計表象，冷靜檢視多數受薪階級的實際感受，便不難發現，基本工資調漲早已陷入「看得到、卻感受不到」的政策困境。

最低工資的本質，是為保障最基層勞工的基本生計，避免薪資遭到過度壓低。它理應是一道「安全網」，而非全民薪資成長的主要引擎。遺憾的是，近年政府卻過度放大最低工資調漲的象徵意義，彷彿只要年年調升，就能自動推升整體薪資水準，甚至縮短貧富差距。而現實是，多數受薪階級薪資早已遠高於最低工資，調漲再多，對他們而言不過是政績口號或新聞標題，實質薪資卻依舊原地踏步；反而提高受薪者的所得稅負擔。

賴清德總統宣示今年要讓基本工資「跨過三萬元」，聽來令人振奮，卻難掩政策的失衡與宣傳的粉飾太平。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逾百分之七，人均ＧＤＰ已來到三萬七千八百美元，甚至超越南韓，但這些亮眼數字，真正受惠的多集中於高科技產業與其從業人員。對占多數的六百萬一般受薪階層而言，經濟成長與他們之間似乎仍隔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薪資停滯、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攀升，才是他們每天切身的感受。

更值得警惕的是，最低工資連年調漲，對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並非毫無代價。在毛利有限、景氣起伏不定的情況下，薪資成本上升，往往被迫轉嫁到售價，最終形成物價上漲的壓力。對基層勞工而言，薪水雖小幅增加，卻可能被房租、餐費與各項生活支出迅速吞噬，形成「包著糖衣的毒藥」，表面受惠，實則無感，甚至更苦。

基本工資的另一個最大受惠者是外籍勞工，這相對的剝奪了許多家境較為貧困的雇主，他們聘請一位外傭，加上健保和勞工保險，通常每月大約要三萬元，負擔不可謂不重。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基本工資該不該調，而在於政府是否把「調基本工資」誤當成「解決薪資問題」的萬靈丹。若只守著最低工資這條底線，卻放任薪資結構持續扁平化，讓多數勞工卡在低度成長的薪資區間，那麼再多次調升，也無法回應社會的期待。

真正能讓人民「有感」的薪資政策，關鍵在於全面性的薪資拉升。公部門理應率先調薪，發揮示範效果，帶動企業跟進；政府更須透過產業政策、稅制設計與獎勵機制，鼓勵企業在獲利成長時，將成果合理回饋員工，而非只集中於資本端。薪資中位數、各產業薪資分布、實質薪資成長率，這些指標，才是檢驗勞工政策是否成功的關鍵。

說到底，最低工資只是底線，不是天花板。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滿足於年年調漲基本工資的數字遊戲，而應正視產業發展失衡、薪資成長斷層的結構性問題。唯有在穩定產業競爭力的前提下，讓企業敢加薪、願加薪，讓公職與民間同步調升薪資，多數人民才能真正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